为了不引人注意，去工场拍摄只有我和摄影师阿兰两人。摄像机也装在一个大旅行袋里。我们还特意将车停在离工场二三十米远处。当阿兰从旅行袋里拿出十来公斤重的摄像机时，晓蒙和工友们很感兴趣地围上来，轮流看了一遍取景器。阿兰揿下按钮，就着改装的仓库拍下了一些黑工场的画面，这也许是法国电视史上第一批华人地下工场的电视画面。

　　30出头的摄影师阿兰跑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泰国长期工作过，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法国人的矜持。我曾有过担心，这个扛着摄像机的白人会不会让工人们感到不自在。一个摄影师，很自然地希望拍摄的画面能体现自己最好的水平，免不了要求外界做适应他的镜头的改变。一次拍摄不成功，便会要求被拍对象配合，再来一次。拍完一个镜头就置身事外，也是休息一下，等导演安排下一个镜头。

　　和人物交流并不是他的工作，但是，我明白，仅是这样的职业习惯，就会破坏我们和工场里这些特殊的被拍摄对象之间脆弱的平衡。这里没有一个工人有过面对媒体的经历，如果阿兰过于职业化，就会使工人们感到别扭、不快甚至是屈辱，影响他们的配合。

　　但是，阿兰消除和工人之间的陌生感之快、之自然，出乎我的意料。他很随意地接受晓蒙递过来的茶和水果，就着工人们可怜的法语和他们比比划划地交流。看着周围为了隔音而用床垫蒙上的窗户，大笑着夸老板够狡猾。阁楼上的电视机里放着租来的香港功夫片的录像带，阿兰又给工人们解释飞檐走壁的镜头是怎么拍出来的。对这些年轻黑工的生活，他流露出由衷的关注，言谈举止之中，给人一种骨子里的平等感觉。我觉得这位法国摄影师身上有一些特别之处。阿兰和我聊起他的青少年时代，原来他曾经是屡进警察局的“问题少年”，一段时间还靠零售大麻来赚些零用钱。在他成年之后，干上了摄影这一行，却不愿意继续留在他的祖国，便径直去了泰国工作，并且和一个泰国女子成婚。几年后，这场跨国婚姻宣告失败，阿兰返回法国。

　　也许，他的性格，和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有关？总之，我相信自己选择了最合适这次拍摄的摄影师。我们初进黑工场的第一天非常顺利，法国人阿兰成了工人们熟悉的哥们儿。尽管摄像机头上表示处于摄制状态的红灯正亮着，大家还是随意地走动、说话，还对我们开玩笑。

　　这第一台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几乎被大家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