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的一天，巴黎南郊贫民区一条冷落的街道，上午10点来钟，不是上下班的时候，行人更是稀少。一辆破旧的双开门的黑色标致轿车，拐进这条街。车子在路边的一扇铁栅栏大门前迟疑了一下，又继续向前开去，在20多米远处停下了。透过铁栅栏大门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小院子和一幢老旧的灰砖二层小楼。窗户外面铁制的护窗板都紧紧地关着，处于一层的车库门上斑斑驳驳，杂草沿着几米长的碎石小道一直长到门下。铁栅栏大门上也爬了些藤蔓，门内侧的信箱里塞满了各色广告。看上去这里很久无人居住了。黑色小车停下后，钻出两个人来。一个高个子法国人，肩上沉甸甸地背着个大旅行袋，一个中等个儿中国人，从兜里拿出一个本子，朝近处的一个电话亭走去。

　　一会儿，那幢小楼一层的车库门被拉开一条小缝，探出个脑袋来，也是个中国人，二十四五的样子，他四下看看没什么行人，便向不远处的那两人招手，并且动作很快地侧身出来，给铁栅栏大门开锁。那两个人匆匆过来，见面也没问候一番，便一个接一个钻进车库。车库门关死了。小楼又恢复了无人居住的外观。

　　在这个颇有警匪片氛围的场景里，先出现的两个“角色”，是我和法国摄像师阿兰。那个出来和我们接头的小伙子是一个从温州偷渡来法国的非法移民，叫高晓蒙，他在我们身后迅速地把车库的门锁上，过来和第一次见面的阿兰握手。阿兰从旅行袋里拿出沉沉的摄像机和一盏照明灯，四面打量着：车库已经被改造成了仓库，数根长长的金属杆从高到低，被固定在车库的两侧，挂满了一排排的裙子和裤子，占据了车库里的大部分空间。地上堆着些鼓鼓的黑色塑料垃圾袋，袋口里露出已经裁剪好的布料。我对神情颇为兴奋的阿兰说：“好了，你现在就置身于一个典型的中国黑工场中了。” 这幢貌似荒芜的旧洋房里藏着活跃的华人地下经济的一个据点，也是法国警方竭力扫荡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