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ny起诉我了，而我则必须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自从我的律师把证词，物证，证人名单交上去以后，无论是检察官还是警察就都没有反应了，既不说撤案，也不说起诉逮捕的事。他们也没有询问任何一个证人。根据美国法律，这样的案子，他们最多可以拖上两年的时间，既不起诉也不撤案。对他们来讲，这只是一个小案子，并不着急，拖就拖着。但对我来说，则是度日如年。我和律师商量对策，想要催一下检察官。但律师认为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刺激警察和检察官。我们只能过一段时间再稍微提醒一下检察官。而目前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

　　于是我就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等待过程。律师费也随着案子的进展已经超过了一万美金。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了Sunny这招恶人先告状的毒辣之处。把我告了之后，Sunny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去享受她的生活了，完全不用担心我会找她麻烦。因为作为“证人”，她不用付任何责任，案子全由司法机关来处理。而我则要全力以赴为自己的清白辩护，自顾不暇。即使检察官决定撤案，也可能是一两年之后的事情了。而我在这种情况之下，随时担心自己的人身自由，又加上学业及找工作的巨大精神压力。这样拖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就简直可以把人拖死。

　　在痛苦的煎熬中，我开始了找工作的努力。今年的经济形势非常糟糕，据说是十年以来最差的job market。即使是顶尖商学院的MBA的就业压力也很大。我在哈佛，沃顿的同学们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式，我也不例外。好在我暑期实习的经验还不错，简历送出去以后不久，就有花旗银行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公司组织的晚餐会，以便更好的了解我的情况。三大管理咨询公司中的Bain和McKinsey也都打来电话表示他们对我的兴趣。但这只是第一步，后面的面试才是真正的决定性考验。不久，我就接到了Bain和McKinsey的面试通知，准备在十月底进行第一轮面试。

　　当我正在专心准备面试的时候，却又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一天晚上，一个自称叫“Julie”的美国女人打电话要找Sunny，说是有重要的“personal matter”要找她。我对她说Sunny早就搬走了，我现在无法联系到Sunny。可这个Julie却坚持说Sunny在卡片上留的就是这个电话号码。我觉得很奇怪，我这个电话是七月中旬才由Sunny以我的名义装上的，Sunny早在八月初就搬走了，这个Julie怎么会知道我的电话呢？我问她是哪的，她不肯说，只说她叫“Julie”。接着，她又问我的名字。我就告诉了她。奇怪的是，她竟还很熟悉我的名字。紧接着，她就追问“Do you still live together?” 我说“No!”她还不死心，也可能怕我不明白，竟然问我“Do you still SLEEP together?”我有些生气了，回答说“No!”她赶紧道歉说打扰了我，挂上了电话。我觉得很奇怪，就去查刚才的电话是从哪打来的。一查不要紧，竟然发现电话来自费城“Planned Parenthood Center”。这是一个提供紧急避孕，流产的医疗机构。怪不得这个人就是不愿说是从哪打来的，而且还说是“Personal Matter”。既然她知道我的名字，还问我和Sunny是否还住在一起，睡在一起，看来是Sunny去过那里，而且还在他们那里留下了我的名字和联系电话。这个Julie一定是把我当成Sunny现在的伴侣，想要询问Sunny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才会问我们是否还住在一起。

　　我本来已经快要趋于平静的心情立即变得复杂起来。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就乱了。难道Sunny怀孕了？而且还有可能做过人工流产？至少她担心自己怀孕了，去做了检查。我们最后一次发生关系是在四月中旬，我回国之前一个月。在这之后的五月初她还对我说过她来例假了，很痛，但吃了我给她买的药好多了。看来Sunny肯定是在那之后和别人发生了关系，而且还很有可能一不小心怀孕了。怪不得她七月的时候对我说“你也可以和其他人发生关系，只要不爱上别人就行。”是不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作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她是不是突然发觉怀孕了，而我马上就要回美国。她见瞒不下去了，又实在难以面对我，担心我回来后发现她的秘密，于是才出此下策，想离我越远越好，并且阻止我再和她联系？或者说Sunny想用生孩子的办法拖住那个美国人，自己也好留在美国？我不禁想起来同学们无意中向我提起来的一件事。Sunny到费城以后，一次大家随便聊天，说到学文科的留在美国很难。Sunny脱口就说，“哪有什么难的，生个孩子不就行了吗？”其实，Sunny并不知道，依照美国法律，即使生了孩子，也要等到孩子成年之后才可以为父母办绿卡。

　　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她心里肯定很不平衡，为了保存面子，也为了在他父母那里有个交代，她于是就找出了强奸虐待这个借口。每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做有争议的事情的时候，总会找出大大小小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使有时候这个理由是非常的荒谬也在所不惜。如果Sunny不替自己找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来，没有一个台阶下，她在心理上就会有很强烈的，很痛苦的自责的感觉。也许她并没有在主观上意识到，但在她潜意识里，唯一能使她达到心理平衡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我的身上。这样可以让她可以从强烈的自责感中解脱出来。为了寻求这种解脱，Sunny只得反复强化自己的这种看法，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合理化的解释，即“她所作的一切，包括和其他人发生关系，怀孕都是合理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坏人，我控制了她，利用了她，虐待了她，强暴了她。所以她无论做什么都是不过分的，是合理的。”由于这种心理上的自我解释的“合理”性，再加上可能还有怀有其他目的的外人的反复强化，她就会确信自己的解释，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看来在她不同寻常的举动后面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苦衷。

　　想到这，我不禁想起了Sunny的P大及哈佛的同学在知道这件事情后的一段评论。还是她的同学作为一个局外人分析的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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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我不仅是这个女生（Sunny）P大的校友，而且是哈佛的校友，曾经共同在一个课堂，甚至同一个学习小组。所以，我特别不希望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尽管我相信这种事情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实对文化大革命稍有记忆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发现：受过较高教育的人，邪恶起来完全可以远远超过只收过较低教育的人。

　　边写边叹到现在为止好像有一点不知所云，明确一点说：

　　1、我相信这种类事情有可能发的。受过较高教育不等于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毕竟教育的内容比学校教育广泛的多。一个朴素的农民可以依靠其朴素接近真理实现其善，而太多的文化人，因为知道算计而过于算计离正理越来越远结果必然作恶。

　　2、所有的人生存的压力都很大，尤其是第一代独自打拼的移民。所有的人都是善与恶的混合体，压力大的时候卑微就比较容易出现。自信的人，有勇气的人会选择顽强的奋斗，天塌下来自己扛着；懦弱的人，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承担眼前的考验因此也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卑微，很容易选择损人利己。这是为什么即便P大女孩哈佛女孩也可能做出下三滥女孩所作的事情一样的事来的原因。

　　3、很多人如果知道自己邪恶，他就不会做恶，哈佛女孩如此作恶可能的原因是她缺乏修身养性方面的知识，开始的时候修身养性的知识是来自家庭的，后来是自己的阅读和经验，学校和社会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4、很多人如果承认（即便对自己承认）自己正在做恶，他也不会作恶，很多人明知作恶，但因为作恶能带来巨大利益而欲罢不能。结果他们会千方百计扭曲事实的本来面目，首先让自己最后一点良心由躁动不安归于心安理得，然后进一步寻找理由开脱自己甚至归罪对方。比如哈佛女孩 利用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对事情的解释的不同，让自己相信对方是有罪错的。结果，她最后让自己承认作恶的机会就错过了。太多的人到美国来，利用美国法律对事情的解释与中国人传统的观念的不同，从中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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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越多，我的心也就乱成了一团。Sunny怎么可以一边和我谈婚论嫁，一边却又和其他人发生关系呢？七月初她还信誓旦旦的对我说“Darling, I will marry you!”她怎么能这么做？她怎么能一边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一边还去诬告深深爱着她，一心想准备和她结婚的未婚夫呢？即便是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她也不能不顾事实出此下策呀！想到她可能一时糊涂，做出了不负责任的行为，给自己和别人造成的巨大困境，我真是觉得她又可怜又可恨。过了很久，我才平静下来，想一想我现在的首要矛盾是找工作和学习。Sunny的事她自己要负责任。我现在即使想管她也管不了，也只能随她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就经常奔走于各个公司参加面试。面对公司的各种提问，测试，我要尽量表现得很专业，表现出我最好的一面来。而每当面试结束后，忙了一天回到家里，深深的痛苦就又浮上我心头。虽然我尽量不去想烦人的事情，可往往在不经意中的一件小事就可能勾起我痛苦的回忆。我只希望时间能帮助我忘掉一切不愉快。

　　转眼间就到了感恩节。幸运的是，我终于顺利的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且还是回国工作的机会，正是我想要的。这在今年的严峻形势下很不容易。朋友们都衷心的祝贺我。我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其实，在没找到工作前的几天我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找工作的压力，还贷款的压力，以及Sunny这件事一直都还没有完全解决，种种事情加在一起让我觉得十分沮丧。我的同学们看在眼里，也都十分替我担心，担心我出什么事情。

　　读MBA的学生每个人都背着一身债。我当然也借了不少。而我借的钱又有很一大部分是因为支持Sunny学业及和她打官司借的。虽然是为了Sunny而借钱，但还钱的却还是我。一想到贷款的事，我就不禁联想到Sunny在信中的说法。她的原话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能控告我借爱情骗取你的钱，因为我已经还了你15%（指她还我的六千美金）的贷款。一般的学生贷款都是分十年期还清，也就是说每年才还10%。我觉得我已经是对你太过于慷慨了，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绿卡，但还给了你15%的钱。”每当我想到她的这段话，气就不打一处来。一个人怎么能这么无耻呢？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银行或金融机构。我是完全为了支持她而去借有很高利息的商业贷款。任何学生贷款都是有利息的。分十年还清的是本金加利息。十年下来，总额一般都是本金的两倍。原来我们商量好要结婚，她欠我的钱也就自然不用还了。后来两个人吵架分手，我为了她着想，看她没有工作，也就没有要她马上还钱，也没提利息的事。但现在却变成了Sunny对我“过于慷慨”了，倒好象是我欠了她的钱不还。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岂有此理。难道她在哈佛就学到了这些么？真让我不明白。

　　Sunny虽然走了，但却还有很多电话找她。这些电话大多是信用卡公司催帐的，搞得我很烦。于是，一天下午我就拨通了Sunny的电话，让她直接和信用卡公司联系，不要让他们再给我打电话了。电话通了，我说了我是谁。Sunny沉默了好久才说话，同意和信用卡公司联系。我就把信用卡公司的电话告诉他。不等我说完所有的事，她就把电话挂了。等我再打过去，一个讲英语的男人接了电话。他的英语还略带有欧洲口音。我说我找Sunny，他却劈头盖脸的开始骂我。说什么这里是美国，你这个共产主义的中国人滚回你的国家去，这里不是你们的国家。他威胁说要叫警察，甚至还说要飞到宾州让检察官把我送进监狱。我说这里是美国，讲法治，不是随便就能把一个人抓进监狱的。他却说“要是在中国，你早就被处决了！”他还嘴里不干不净，脏字一个接着一个。他一口一个“你这个强奸犯”，“你这个傻瓜”。我并没有和他一般见识，也没有骂他。我只是平心静气的说“你凭什么就相信Sunny的话呢？”他却坚持说“因为她是受害者！我相信受害者。你记得在美国，有一个小孩长大后回忆起小时候受教堂的性虐待，然后控告教堂的例子吗？你想用钱来买一个名校的妻子。你把她看作你自己的私有财产，反复任意的虐待强暴她。”我反问他“你知道事实真相吗？”他却固执地说“我相信Sunny的话。你当初还曾经打电话到联合国机构找过她。她那时候就不想和你接触了。你却一直骚扰她。”我刚说了两句，他就又开始骂人了，说什么“你们中国人想在这学习，然后赖在这或者回去发财，你们都给我滚回去！”对于这样的人，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正好电话卡用完了，我就中断了谈话。

　　挂了电话，我心里并不平静。看来Sunny背后的美国人不是什么好人。不但缺乏教养，而且还有严重的种族歧视的倾向。其他的话我也并不在乎，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但这个美国人动不动就摆出一付高高在上的样子，开口闭口“你们中国人赖在美国，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甚至用了“Your Fucking Country!”这样极端侮辱中国的词语。我越想越生气。美国人从哪来的？当初不也都是移民吗？只不过早来到这里，他凭什么随便侮辱中国人？而且，我还并不想留下来呢。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在他看来，好像所有中国人都还处在封建时代，把自己的老婆看作私有财产，随意虐待。而他则是一个中世纪的骑士，从野蛮人手中拯救受害者。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但他好像有一种天生的道德优越感，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另外，从这个美国人的谈话内容和语气看，他非常了解Sunny那封信的内容，有时候简直就是直接引用信中的句子。很有可能就是他在背后帮助Sunny一手策划了所有这些毒辣的办法，包括那封关键的控告信。

　　从另一方面看，Sunny看来是完全陷入了自己设下的循环论证的牛角尖里，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又加上有这样一个歇斯底里的美国人在后面鼓动。她只会越走越远的。从那个美国人的话分析，按照Sunny的逻辑，从2001年5月我第一次到哈佛看她时起就算强奸了，只不过当时Sunny没有“意识到”。更准确地说，从我把四万美金的支票交给Sunny的那一刻起，就算是强奸了。给了她钱之后，她早就不想和我联系了。这也是为什么她假期在联合国实习的时候不和我主动联系。从那之后我们发生的所有关系都是强迫的，因为我从精神上和感情上完全控制了她。现在，Sunny终于从哈佛毕业了，四万美金也用的差不多了，也就在别人帮助下“回忆起，并主动意识到”受到了强奸，受到了控制，受到了虐待。不过，事情也太凑巧了。不早不晚，偏偏是我给了她资助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变成了强奸。而偏偏又是在她拿到哈佛学位，把钱用完后才恰巧“回忆”起受到强奸和虐待。我想任何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发现其中先后次序的奥妙以及所有一切的内在联系。回想起我当初为了帮助Sunny，在她和她父母的不断要求下资助她。我其实并没有主动要提供帮助给她。完全是她反复要求我才答应的。很多人，包括我的父母当时都劝我要慎重，没结婚不要轻易帮助她，但我还是相信了Sunny。现在倒好，不但钱没有了，还反被指控各种罪名。而且Sunny自己还理直气壮的。现在又有这样一个美国人在后面支持她，帮她对付我。看来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现在所要面对的不仅是Sunny本人，而是两个人，Sunny和她背后的那个美国男人。也不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2003年二月7日这一天。当时外面大雪纷飞，我正在屋里看书，突然接到了我的辩护律师的电话。他激动的对我说“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我刚刚和检查官通了电话。经过半年多的严密调查取证，事实清楚确凿，你是无辜的。他已经决定撤销诉讼。案子彻底结束了！”我真是百感交集，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半年来的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心里的忐忑不安担惊受怕终于彻底结束了。一场恶梦终于到头了。这一刻是我一直在等的。为了这迟来的公证，我等了这么久，心上总是觉得有一块石头悬着，不祥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

　　其实，折腾了半年，由于我律师的据理力争，这件事一直就停留在调查阶段，根本就没有正式立案，更谈不上起诉了。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取证，我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是我请了好的律师代表我，就很有可能在不同的环节上吃亏，甚至被警察屈打成招。通过这件事，也证明了一点。即使在一个高度法治的社会，也不能完全被动的依赖于于司法的公正。相信所谓“是非自有公论”，“身正不怕影子歪”，“清者自清”，而不采取主动保护自己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再好的司法制度也是由不同素质，不同水平的人来执行的。只有主动为自己的权力而不懈斗争，遵循司法的游戏规则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公正。在生活中，你并不是总能得到你理所应得的那一部分，你只有努力争取，才有可能得到应有的结果。

　　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心里终于踏实了。得到了应有的清白之后，我现在面临的选择是：是否起诉Sunny呢？该如何起诉？但无论如何，我已经处于主动的地位。我现在要做的是主动运用法律的武器发起反击，来讨回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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