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以及某些外派机构官员腐败犯罪后，为逃避打击，往往携卷巨款潜逃海外。据新华社播发的一条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满怀信心地说：“对于那些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潜逃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无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将其抓获归案，绳之以法！”
　　
　　外逃贪官人数不断攀升
　　
　　“捞了就跑，跑了就了。”最近几年，国内以及某些外派机构官员腐败犯罪后，为逃避打击，往往携卷巨款潜逃海外。职务犯罪嫌疑人负案外逃的增多，构成当前经济领域腐败犯罪的新动向。海外追逃，也因此成为共和国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行动。去年，一场声势浩大的追逃专项大行动举世瞩目。当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追捕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战斗，一张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新华社当天播发了一条相关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金融是贪官外逃重灾区
　　
　　据反贪部门一位人士透露，贪官外逃携卷的钱款不断攀升，涉案案值比1995年前大大增加，贪污上百万元、挪用上千万元的大案屡见不鲜。
　　
　　这位人士透露，“外逃人员中，在金融系统任职的比较多一些，国有公司、企业的经理、董事，以及具体接触、管理钱财的财务人员、营销人员也较多。”案情显示，国内一些金融部门堪称贪官外逃事件的头号重灾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
　　
　　国有企业是贪官外逃的又一重灾区。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
　　
　　腐败官员加入外逃行列
　　
　　值得关注的是，个别党政机关部门的腐败官员，乃至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这两年也开始或明或暗地汇入了海外潜逃的逆流。
　　
　　远华大案案发之初，中央专案组进驻厦门，索取、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持因私护照，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后于2000年1月21日归案。
　　
　　这类外逃高官神通广大，有些迄今下落不明，尚未被抓捕归案。
　　
　　精心策划外逃之路
　　
　　与那些惊弓之鸟般的被迫外逃者相比，这些身份体面的高官和腰缠万贯的国企老总，携款外逃行为更多地带有主动性、从容性和计划性。他们不是等到风声鹤唳案发后才去“临时抱佛脚”落荒而逃，而是很早就蓄意瞄准西方花花世界，做好了人财物以及心理上的充分准备，设计出合家“远走高飞”的分步骤计划。
　　
　　这种分步走总是大体循着如下轨迹：创造种种“合理”名目，先将妻子儿女弄出去做接应，同时“暗度陈仓”，将巨额不法资产转移出境；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后，贪官自己则暂时留在国内以掩人耳目，静观时变；一有风吹草动，便能迅即抽身外逃，溜之大吉。
　　
　　贪官外逃四种去向
　　
　　据记者综合分析，贪官外逃的去向大体有四类：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直接弄不到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索性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暂时作为跳板，伺机过渡；另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我国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潜逃海外纸醉金迷
　　
　　从国际刑警组织抓捕时反馈的信息来看，有一部分贪官到海外后，拿着人民的血汗钱一掷千金，堂而皇之地过起世外桃源般的富庶生活。
　　
　　据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载，美国一些会计师对来美居住的某些原中国官员的财产感到瞠目结舌，他们中不少人竟能以一次付清方式购买上百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在洛杉矶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车、珠光宝气、出手阔绰的中国人，他们的财产很多是不义之财。
　　
　　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在分别担任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人代表期间，通过在某银行存汇科的同伙，先后51次将4．2亿元透支到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账户，构成1995年国内最大的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正当检察机关对二人开展侦查之际，二人卷款外逃到泰国清迈，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分别更名为苏·他春和威帕·颂斋。陈满雄还做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他们在自家名下办起多家商行，拥有两栋高级洋房、3辆豪华轿车，混迹当地名流。尽管如许风光，这对“泰国富翁夫妇”最终还是落入了恢恢法网。
　　
　　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
　　
　　然而，相当一部分官员畏罪潜逃后日子并不好过，他们颠沛流离，隐姓埋名，深居简出，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在贪污银行储备金案发后，携带着巨额现金偷渡过程中被“蛇头”层层盘剥而不敢报案。在泰国落脚后，他们在旅游胜地芭提雅开了家咖啡歌舞厅，人生地不熟，搞了半年便亏了本。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反目成仇，谢炳峰竟用40万泰铢雇一个“烂仔”追杀麦容辉。钱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残酷的现实促使麦容辉选择了投案自首。
　　
　　转型期演化出的社会病
　　
　　而从客观上看，贪官外逃现象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演化出的一种新的腐败孽胎和社会病。
　　
　　中央纪委研究室丁品余特别指出，厂长经理现行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给经营者造成了滥用职权的可能性。武汉长动集团原董事长于志安神不知鬼不觉地卷走巨额美元，在菲律宾开了私人电厂。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1亿元之多，然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而公司财务上竟没有这笔账。
　　
　　地下钱庄漂洗黑钱
　　
　　贪官携款外逃何以能逃成？首先靠的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还有，贪官可以不用向国外汇款，不用走账，只需把要转移出去的巨额人民币交给某些从事外汇金融中介服务的地下钱庄，从地下汇款线路汇出，甚至不用面对面交易，就可以直接到境外提取美元。一般是境内外以电传方式或电脑联网各自兑付，在国内收人民币，在国外将外币支付到其账户上。”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研究员神情凝重地说，“地下钱庄的失控涌动着不法转移现金和漂洗黑钱的暗流。”
　　
　　海外机构变成洗钱中心
　　
　　记者还调查了解到，对外投资贸易管理不善也被官员携款外逃钻了空子。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国内腐败分子通过代理人或移民海外的子女、亲属，用办空壳公司的办法把黑钱洗白。他们内外勾结，使某些贪污腐败分子能够把非法所得堂而皇之地转移出境，然后进行分成、再投资，变个花样中饱私囊。
　　
　　外逃贪官难引渡
　　
　　即使知道了外逃贪官隐匿的确切地方，能否引渡也成为一大难题。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对于外逃的贪官，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刘廷吉教授指出，“造成世界各国引渡纠纷的原因很多，如“政治犯不予引渡”的原则，但在何为政治犯这个基本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看法，逃犯可以钻空子。一些西方国家经常以此为借口拒绝引渡。二是“双重归罪”的原则：两个国家对同一罪行可能得出不同结论，被请求国可能以有关罪行在该国不构成犯罪为由拒绝引渡。三是一些贪官在被要求引渡后提出诉讼，而诉讼案的审理有可能旷日持久，使罪犯迟迟不能绳之以法。
　　
　　启动反洗钱遏制外逃
　　
　　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如果有1万美（加）元以上的资金流动，银行系统就会报告监察机构。对于资金流动的操控者，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会保持高度警戒。相比之下，我国在监控资金流向方面还处于各自为政，形不成有效的防范体系。
　　
　　今年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成立支付交易监测处和反洗钱工作处，并成立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拉开了中国反洗钱大战的帷幕。到明年1月，国内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将建立起反洗钱组织和制度。
　　
　　反腐败斗争是新的历史时期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对贪官外逃这一新冒出的腐败样式，一定要重拳出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满怀信心地说：“对于那些仍然抱有侥幸心理、继续潜逃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无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要将其抓获归案，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