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教室里，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

　　真太郎是班上的足球明星，戴着一个非洲式的假发。田原由己是班里最酷的姑娘，涂着白色的眼影。山本留着一头摇滚歌星那样的卷发，正戴着耳机听藏在校服里的迷你CD机。而我呢，一个来自遥远美国的交换教师，站在日本广岛市郊朝北高中的一间教室里，望着眼前的情形惊恐不安。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日本课堂吗？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夜总会里要登台表演。我精心准备的开场白在这种乱糟糟的气氛里卡了壳。整个教室里我只看到一支笔在动，但不是在记笔记，而是田原由己在对着镜子画眉毛。

　　不行，我决定做点什么。当我用手势示意真太郎摘掉假发时，教室里哄堂大笑。他倒是摘了假发，不过却站到椅子上，把假发顶在头上摇晃了起来。简直太令人尴尬了，我只好向和我一起上课的当地老师中村投去求助的目光。只见他似笑非笑，好像早已习惯了这一切。

　　教室里好不容易安静下来，我以为自己多少恢复了点权威，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几个学生趴在桌上睡着了。“对不起，醒醒！”我走向一个把头埋在胳膊里的学生。他轻蔑地挥挥手，让我走开。“要是你不起来，我就不上课了。”我两手叉腰站在他面前。中村老师有点不知所措，其他的学生则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就在这时，这个学生突然抽出坐着的椅子朝我扔来，椅子砸到了讲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他随之窜出了教室，中村也追了出去······这就是我的首次亮相，记得当时我开玩笑说，“最起码，他醒了”，但好像没有一个学生捧场笑一笑，也许他们压根没听懂。

　　学生或太腼腆，或对英语学习不感兴趣

　　朝北高中距广岛市20公里，是当地一所较差的高中。我负责11年级的英语课。因为我不会讲日语，所以每次上课，都有一个日本老师作为合作教学的伙伴。

　　就这样，我开始了短暂的教学生涯。刚开始，每次上课我都带些糖果、点心甚至我从美国带来的小号橄榄球，想活跃课堂气氛，但后来发现学生们似乎并不感兴趣。每次讲课前，我都希望能和学生随便聊聊，但往往最后成了我一个人自言自语，他们各忙各的。

　　有一个叫宫和半美的女学生，人挺漂亮，但英语很差。在我的不断鼓励下，后来她进步不小，有一次居然笑着跳进教师办公室用英语说：“我英语挺不错。”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就不理我了。我追问她，她就用日语粗鲁地说：“我听不懂。”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才知道半美怀了孕并且要退学结婚了。这种情况并非特殊，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什么野心，我问过不少女生10年后她们会在哪儿，多数人认为会在家里照顾孩子。

　　我的教学非常艰难，学生和我讲话时十分腼腆，或者对我的话题不感兴趣。记得一个叫瑞雅的女生，我在整整3个月后，才发现她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因为她妈妈是说英语的菲律宾移民。有一次买东西时碰到她，交谈起来，我才发现这个秘密。“这么说，我在课上说的你都明白？”“当然！”“那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因为班上只有我讲英语，我不想让别人嘲笑我的口音。”

　　日本学生从7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因此到了11年级他们多少都能说些英文，很多人还在日记本上写上“聪明的姑娘”

　　或者“朋友高兴些”的英文句子。但我在课堂上却很难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收上来的作业本多是空白一片。

　　教育体制充满压力，限制学生发展

　　在美国当记者的时候，我听到华盛顿地区的很多老师不停地抱怨学生不守纪律、蛮横无理、有暴力倾向。教育界人士认为美国中学生的素质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日本的同龄人相比，差了很多。因此在我的印象中，日本学生都志向远大，勤奋学习，谦虚而有礼貌。然而在日本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

　　在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渐渐了解到日本的中学教育体制对学生来说，充满了压力。为数不多的公立高中凭考试成绩来招收学生，因此对于想进名牌学校的学生来说，考试压力非常大。要是考得不好，就只好去较差的学校，就像这所朝北高中。因此这些学校里的学生大多自暴自弃。我认识一个在夏威夷生活过的学生伊达久子，她告诉我，上初中时，她除了每天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花3个小时准备升高中的考试。她说：“我们没有时间思考，他们尽可能地把东西塞进你的脑子里。在美国，老师引导你探索，而在日本，你需要背得越多越好。”

　　我开始逐渐理解我的学生。在日本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努力保持自己的热情，我和学校英文俱乐部的学生办了第一张英文校报。一个叫近江的女生告诉我，她将来想当一名空姐，这样她就可以出国旅行了。而我鼓励她应该成为一名飞行员。我告诉她：女孩子当飞行员是很棒的事情，不要限制自己的未来。▲（摘自4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杂志）

　　《环球时报》 (2003年04月14日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