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王蕤会生气，十几年前她就是京城小记者中的佼佼者，大名在圈中如雷贯耳，但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也算同龄人的我彼时偏居西南一隅，竟未耳闻。第一次对“王蕤”这两个字有印象模糊记得是从一则书讯中，现在想来应该是《王氏三姐妹的天空和梦》。印象中三姐妹的名字都特有文化，一般人不敢张嘴就念的那种，字形又很相似，因此有些分不清谁是谁，只记得她们不约而同地优秀，又各有千秋。

　　去年，已是“海归派”一员的王蕤因一本《俗不可耐》在内地文坛又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各路媒体趋之若鹜。今年初，《俗不可耐》在香港以《欲望俱乐部》之名出版，销量不俗，引起香港传媒关注。正在香港“驻站”的我，受一本香港杂志之托，在一家咖啡店里采访了她。当时王蕤恪守“海归派见了乡亲绝不说英语”的原则，全程是地道的北京话，一个英文单字都没蹦。倒是我“假公济私”，问了许多你怎么学英语之类的题外话。我实在是想知道，此刻坐在我面前的这个小姑娘，也没有三头六臂，凭什么就能用英文写小说、在华尔街用英文演讲、在《南华早报》上开英文专栏！

　　看我这么“勤学好问”，王蕤当时的表情是：这很难吗？“会者不难。”我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学英语近20年(自己都吓了一跳)的酸甜苦辣，最后说“相信全中国像我这样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不在少数。”王蕤若有所思，突然灵机一动，说正好有一出版社约她写一本关于英语学习的书，自己当局者迷，还真说不出有什么秘诀。干脆咱们另外约个时间，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没准能挖掘出什么绝招。我当然说如此甚好。到了约定的那一日，两人早早吃过了饭，准备好录音机，郑重其事地对起话来……

　　王尧（以下简称尧）：你是从什么开始系统学习英语的？成绩怎么样？

　　王蕤（以下简称蕤）：和多数人一样，我从中学开始正规的英语学习。其实我中学时英语成绩并不拔尖，至少高中时是这样。我所在的北京二中是一所重点中学，许多同学的父母都是外交部的，不是大使就是参赞，都跟“外”沾边。这些子弟们都是准备子承父业的，你可想而知他们多重视英语，平时挂在嘴边的“目标”也都是外交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一类的“涉外”大学。他们属于“洋”的，而我是另一派的，玩文学，“土”的。我压根儿就没想过上大学要学外语，我的目标是文史类的新闻系，因此对学英语没有特别大的热情。

　　尧：既然对英语不感兴趣，为什么高中时就去参加托福考试？是不是那时流行中学生考托福？

　　蕤：不流行。我们班同学英语那么好，他们也没想着去考。我只是好奇，想去见识一下，成绩怎么样都无所谓，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反正我英语不好。那时有名的托福培训班都在海淀区，我上学在东城，家住朝阳，就在家门口随便找了一个“破班”上着，不是什么专门的托福班，也没什么教材，连真题都没有做过一套就上了考场。那次考试很特别－－所有考生的成绩都被取消了。

　　尧：是够特别的，很多人至今难以忘怀。据说你在中学时代就作为小记者用英语采访过许多来华的老外，你是怎么练口语的？

　　蕤：（想了一会儿）我从来没刻意地练过口语，也没上过什么培训班。要说有，也就是早自习时大声朗读，演过英语话剧，对了，还在校园红领巾广播站当过英语播音员，因为他们说我的发音像外国人。

　　不过，那时英语成绩虽然不算特别好，但有一个特点，就是敢说。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建国门，看到几个老外乱搁自行车、乱扔东西，还拿着摄像机专门拍乞丐什么的，我就敢走过去，对他们说:it is not very nice.(这样做不太好吧？！）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英语，但是很有用。

　　我很早就知道语言是要用来说的，用来交流的。我中学时认识一个女孩，就是我在书中提到的外籍专家的侄女，她想了解中国，就到北京来了，到我们学校来跟我们同学对话。我这时感触特别深的是，我们班上那些平时考试特别好的人，没有一个敢出来跟她对话。我成绩不怎么样，但我敢说。

　　尧：敢说也得会说才行呀。你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还是临时造句？

　　蕤：我不是造句，也不是背诵。我说的时候，已经忘掉了语言是个载体，我只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对方，让对方明白。

　　尧：那你脑子里至少要有些句式。

　　蕤：当然，所以我认为语法很重要。有些人觉得语法不重要，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意思、你要强调的东西是要通过语法来表现的，我觉得北京二中对我最大的帮助就在于此－－为我在语法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尧：：你是怎么背单词的？你的记忆力是不是特好？

　　蕤：我从来就没有专门去“背”过单词。我只是想知道我喜欢的东西在英语里怎么说。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讲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讲地中海，我觉得这几个词特美，就会去“find out”它们用英语怎么说。再就是通过看小说、看报纸、杂志学新词。

　　尧：刚才你说到通过阅读记单词，我有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生词，不认识，但也不影响意思理解；老师也要求大家不要见生词就查，要做到不认识这个词也能把题做对。于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文章读完了，意思也理解了，但不认识的词还是不认识。

　　蕤：我遇到每一个不认识的词都要查出来，记住。记忆力好坏不是问题，我认为不需要强迫记忆，什么东西你感兴趣，它就自然地留在你脑海中了；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因为它对你有用而强迫记忆，那可能重复多次还是记不住－－这就是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区别。我主张非功利性的学习。

　　说到记单词，我还有一点体会，那就是中文的底子要好。有人说，在学英文的时候，最好完全忘记你的母语，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中文好，学外语的语感才会好。有的单词，如果只看英文解释，理解起来会很困难，记住了也不会用，这时你需要中文来帮助理解。比如，“形而上”这个词－－metaphysics, meta是前缀，physics是一个物理的存在，用英文解释起来很费劲；而如果你知道中文的“形而上”是什么意思，就简单多了。

　　尧：可是我们在大学学外语的时候，老师都鼓励大家使用英英的字典。

　　蕤：那是因为手头没有一本好的英汉字典。有的字典给出的解释太简单，比如：“are you mad?”美国人的意思是，你生气了？可在中国的许多字典里，“mad”除了“疯”就没有别的意思。还有我小说里写到“folks”，有人看了就说，“哦，乡亲们”。我说不对，我说的是她的父母、家人。人家说，可是我们的字典里就写着“乡亲们”。

　　尧：（笑）那不叫字典，那是词汇书。偏偏我们都是在记忆力最旺盛、最容易定型的时候看的这些书，记得最牢的就是那几个最浅的意思。这还不是最糟的，更可怕的是有的解释甚至是错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现在盗版碟泛滥，因为时间关系，翻译比较粗糙。剧中一个人说了句“Are you serious?”，字幕打出“你是西亚雷斯吗？”对方说：“No. I’m kidding.” 字幕再打出“不，我是凯丁。”

　　蕤：（大笑）Oh, so stupid!

　　尧：你中学时常练听力吗？

　　蕤：没怎么练，也就是听英文歌来着。纯粹赶时髦，听卡伦卡朋特，Yesterday 0nce More什么的，流行嘛。对了，还听过一个英语教学节目－－Everyday English，加拿大一个广播公司制作的，那也不是为了练听力，纯粹是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你知道，英文始终不是我的passion（热情）。

　　尧：中学时用英文写过东西吗？

　　蕤：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用英文写作了－－写日记。原因嘛，我在书里说了－－防偷看。不过，那不能叫写作，应该叫填空－－把某些关键词用英文写出来。除此之外，我还曾经把我写给梵高的一首诗译成英文，我记得其中一句是“我爱他的疯狂”，我译成“I love his craziness”。结果我那外教说，“it doesn’t make any sense(不知所云).”“crazy-- it is a bad word.”(这不是个好词)。我说那就insanity－－非理性的，他说那也不是好词，有贬义。

　　尧：你那时候就知道insanity?

　　蕤：那时候不是拿着字典乱翻嘛！对疯狂这个词感兴趣，所有这个意思的词我都学了；对理性不感兴趣，理性的词全都不知道。后来外教说，其实你要说的是喜欢他的compassion（同情心）。我就使劲和他争，说我还是喜欢他的疯狂。他说那我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时候我就知道，语言是个很复杂的东西，有许多意思是翻译所不能表达的，譬如－－不能直接把疯狂这个概念译成crazy。

　　尧：你上大学的时候还上英语课吗？

　　蕤：上大学的时候有英语课，但我觉得太简单了。有时也去上一下，坐那儿让人给复习一下也没什么坏处。大学第一年就过了四、六级。我们二中的同学基础好，出了不少高考状元，我在二中不怎么样，到了人大英语就算“大拿”。那时大家都争分夺秒地学英语，我却花大把的时间在学古汉语、现代文学史什么的。

　　英语课太简单，吃不饱，只好到别的系去听课。到国际金融系，听那些从普林斯顿、哈佛来的外教讲课。那些系的同学都不太愿意利用这些资源，跟老师没什么交流，我就特愿意跟他们聊天，聊聊哲学什么的。他们对我印象很深，很早就对我说，人大容不下你，你需要一个很大的世界。

　　尧：你最早萌生出国念书的想法是什么时候？诱因是什么？

　　蕤：1989年。诱因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那时齐秦不是有一首歌嘛－－《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对另一种文化有兴趣，但不是对英语这种语言有兴趣，也从没想过以后要以写小说为生----不管中文的还是英文的。我那时就想当记者，崇拜的都是卡拉奇什么的。

　　尧：出国的第一步是考试，你托福考了660分，用了多长时间准备？

　　蕤：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也没想拿那么高的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620分，够申请好学校就行。不过我这人还是挺有毅力的，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那段时间，现在回忆起来挺美好的，当时的感觉相当灰暗。生活几乎不存在别的意义，托福像一座无形的山这么压着你，没有一天可以痛痛快快地玩儿，骑自行车都戴着耳机，晚上听着外语就睡着了。最enjoy的是背单词，所有的单词我都背了好多遍。

　　尧：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考G一族背单词都靠小纸片，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中文，背的时候，随手摸出一片，看着中文想英文，看着英文想中文。你是怎么背的呢？

　　蕤：前面说了，我过去是不“背”单词的，不过托福的单词我还真买了书来背过，具体方法已经忘记了，反正也跟大家差不多，就是书上介绍的那些方法。但和大家不同的是，我热爱这些单词，那种热爱就象阳光地带的向日葵，非常繁盛地生长着。所以我建议，虽然英语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学习的时候还是要以一种热爱的态度去学。

　　尧：要是没有你这种热爱，我就是想考好托福、GRE，出国，找一个挣钱多的工作，你这一套不就没用了吗？

　　蕤：那你就只能去忍受那种疼痛。如果不想忍受，你就要学习去热爱它。就像一个孩子，你如果不爱他，却还要天天照顾他，给他喂饭、洗澡，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哟。那就跟自己难受吧。

　　尧：托福的高分对你到美国以后的生活好处吗？

　　蕤：没用。刚到美国的时候，照样什么都听不懂。去买东西，人家把东西给我，说“here you go”，我不明白，往哪go？其实人家的意思是－－“给你”。还有“that's it”－－就这些了吗？我不明白，托福没教过我。6个月以后就好了。

　　尧：听课有问题吗？

　　蕤：听课问题就更大了。有一次老师讲到sit-com，我查字典都查不到。后来才知道是situation comedy－－情景喜剧的缩写，咱中国那会儿哪有这个。美国是一个非常自我的国家，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历史、地理、笑话、典故你都应该知道，包括他们的玩具－－snoopy, 现在的小孩也许知道，我那会儿哪知道啊。

　　除了这些文化上的盲点外，还有语速的问题。外国人到中国来，会有意识地把语速放慢。到了国外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尤其是上法律课的时候，老师一个个都特aggressive（气盛），说得又急又快；教新闻的老师，好多原来都是播音员。头半年，每次上课都得把老师讲的录音，回去再抱着录音机慢慢听。

　　尧：上讨论课的时候有障碍吗？

　　蕤：当然。主要是紧张，全班就你一个外国人，人家的英语都是perfect, 一紧张，想说也说不出来。

　　尧：除了紧张，有没有心里明白但英语水平不够、不能表达的时候的呢？

　　蕤：有，尤其是头半学期。但我觉得主要还是情绪的问题，如果不紧张，我一定能表达我的意思。

　　尧：上学时paper都是A吗？

　　蕤：在summer school 的时候，我的paper是跟一美国同学合作的，这叫team work。我出点子，他写，就这么弄了个A。后来，我正式开始自己写。写完以后，到Student Union排队让人家给我改，那里有许多tutor免费给新生辅导功课。他每改一个字我就反复问，为什么要这么改，人家都有点烦我了，但也有点佩服我，因为没人花那么多时间在一个paper上。我每一次都这样，到后来改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后来他说，我写得比他都好了，因为我有思想、有结构。当然我比别人花的时间多，一天看6本书，经常写到夜里三、四点。

　　尧：我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哈佛学生也不易。有一个哈佛女孩，一天她父母来看她，“不慎”看到了她放在桌上的时间表，结果她爸妈哭了。因为在时间表上，她前一天安排的睡眠时间只有15分钟，这也有点太夸张了吧？

　　蕤：那我不至于。我为paper忙到夜里三四点是平常事，但很少一夜不睡。开始比别人干得多，后来就干得少。后期就游刃有余了、如鱼得水了。考试前同学们都忙着复习，忙着看老师指定的书，我不看不复习也能考好，我有这个底气。

　　尧：美国大学考试怎么考？

　　蕤：课堂练习25％，平时小测验25%，,paper30%，期末考20％。期末考试的形式是essay question, 测试你的分析能力、批判能力、表达能力，你的深度、你的尖锐，这些都是我的强项。

　　尧：我听说在美国上学，本科比研究生还难，是这样吗？

　　蕤：当然。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评分标准是curve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要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拿C，或者百分之十的人拿Ｄ。就算你这帮人都是精英，也得有人殿后。谁愿拿C、Ｄ呀，都想拿高分到法学院去，像耶鲁法学院，几乎得要全A成绩才进得去。竞争特残酷。

　　尧：大学毕业后，你做过多份不同的工作。国内传媒最津津乐道的是你作为美国国务院特聘翻译的经历，认为这一头衔最能体现你在说英文方面的水准。你当时为什么想做口译？你觉得难吗？

　　蕤：因为这份工作能让我到处公费旅游，我不喜欢太固定的工作。口译比较难，这跟语言好是两码事。口译是语言的即时切换，词汇量要大，特别讲究原汁原味，人家的语气、人家的意思你不能再创造。两边的意思你都必须比较地道、准确地表达出来。说出来并不难，但同一个意思有太多说法，关键是选择哪一种说法更忠实于人家的原意。

　　尧：好像还要参加考试？考什么？

　　蕤：要考试，这种考试没有固定的时间，偶尔有一次。当然是考翻译、口译啦。考官说一段英文，你马上给他译成中文。然后是问答，一小时左右。看你的知识面，看你对美国历史、政治、文化的了解有多少，听你的英文水平。要求挺高的，因为我们属于美国国务院雇用的专家，政府级别的专家，水平当然不能低了。

　　尧：薪水很高吧？

　　蕤：还凑合吧。反正只要在那儿干两个月，我这一年就不用干别的活儿了。

　　尧：除了做翻译，你还是“公众演说家”。你在什么地方讲，讲什么？

　　蕤：一些top 500强的公司、华尔街的银行、保险公司还有学校什么的，都请我去讲过。讲讲你自个呗，讲讲中国。不过他们主要还是对我这个人感兴趣。

　　尧：为什么对你感兴趣？

　　蕤：嗨，文化差异呗。

　　尧：对他们的业务有帮助吗？

　　蕤：不管有没有帮助，人家就是喜欢搞这样的活动，非功利性的。

　　尧：这“公众演说家”是不是也算一种职业，价码由谁定？

　　蕤：算吧。价码是我自己定的，起价5000美金一小时，我觉得差不多了。跟克林顿是没法比，人家一小时20万美金。我倒愿意给自己定50万美金，谁请你呀。

　　尧：不少在国内成名的作家现在定居国外，有的还在写作，但是用英语写的很少；而你出去还不到10年，已经写出了被美国出版界认可的英文作品。你怎么想到用英文写小说？

　　蕤：并不是有一天突然想到自己英文够好了、可以写小说了，然后开始。我只是不喜欢写东西时有压力。如果我用中文写作，因为从小的经历，别人和自已都会有期望值。我想抛开“过去”带来的压力，给自己一个心灵的自由空间，更自由、更随意地写作。

　　尧：为什么用英文更自由、更随意？

　　蕤：因为没有期望值，没有禁忌，有思想上的自由度和创作上自由的境界。这可能是我当初想写的原因，结果呢，没想到就写成了。

　　尧：有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比如说某种情绪无法用英文来表达，或者比中文逊色很多。

　　蕤：开始的时候有，像那些北京土话，用中文说非常过瘾，翻译成英文大家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用英文写作，必须有相当的自信才敢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人家可以任意地批评你，说你这不行那不行。用中文写就没这个问题，写得好坏是一回事，至少文字不会有问题。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写，反正有那么多的翻译，像我的好友严歌苓，人家不需要用英文写啊，人家老公会八国语言，中文说的“倍儿溜”，现成的翻译。虹影，也是有老公翻译。我算前所未有，我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就写了。

　　尧：你的外国读者从语言的角度怎么评价你的作品?

　　蕤：他们都不相信英文是我的第二语言----很多人都这样说。其实我用的词跟他们不太一样，我知道他们喜欢用什么词，我就是不用。他们很少用passionate这类词，可我喜欢激情，所以我老爱用这样的词。

　　尧：从你的作品来看，你的用词并不算生僻，句式也比较简洁、易读。

　　蕤：我是走过一圈后又回来的。上大学写paper的时候，特爱用difficult的词，显示自己英文已经很好了。但是后来我和美国的出版商打交道，他们告诉我书是要拿来卖的，你要是用词太生僻，会把人吓跑的。他们倾向于我用简单的词汇写作，说你又不是在写学术论文，尽量通俗一点。

　　尧：如果你的《欲望俱乐部》要译成英文，你会自己动手还是让别人翻译？

　　蕤：让别人翻吧，我不想再重复了。

　　尧：你觉得自己的英文写得好还是中文写得好？

　　蕤：挺难说的。英语的我比较深刻，中文的我比较有文采。用中文写作就是玩文采，这东西我小时候就有，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英文是后来学出来的。用中文时没有那么尖刻，批判性没那么强，对自己的文化还是有一点偏袒。

　　尧：如果你不出国、专业不是英语、工作也跟英语没关系，大学毕业后就在一家报社当记者，你的英语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吗？

　　蕤：那不就是你吗？！

　　如果我不出国，我说不了那么地道的英语。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使我说的写的都更加美国化。而国内老师无论怎么教也达不到这一点。

　　尧：再问一遍，你在国内的时候怎么练口语，逮着人就说吗？

　　蕤：不逮着人就说，我不爱跟人搭话，但有机会也不放过，比如说跑步时遇上的外籍专家。都是人家找我，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有意思，想了解有关我的一切，语言倒是次要的。我从来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气场很足。

　　尧：跟中国人呢？

　　蕤：不说，我觉得特做作。

　　尧：那你跟我也没什么区别呀。中国人－－太做作；老外－－人家不主动搭话咱也不主动，他想学汉语，咱就陪他练口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可最后怎么就“同途殊归”了呢？

　　蕤：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原因：自信心、心理压力、功利心。在我学英语的过程中，我发现紧张不紧张对我大不一样，喜欢它和抵制它的时候也大不一样。

　　在上海推销《俗不可耐》的时候，人家尽问我学英语的问题，都快成英语讲座了。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小女孩对我说，王蕤，我特苦恼。现在都是男生请女生吃饭，可是我为了练口语，老得请那些留学生吃饭，花钱不说，有的人还吃完了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有的人还占我便宜。我都不敢让我父母知道，王蕤，你说我这样做值吗？我说当然不值。学习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很甜美的过程，如果跟那么多负面的、屈辱的记忆联系在一起，你是学不好的。

　　尧：这个女生说的情况挺普遍。如果人家正确理解了她的意图还好，要是人家认为她这么做是套近乎想嫁老外，那就惨了。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常见有女生在勺园门口的长椅上跟留学生练口语，留学生的乡亲从旁边走过，就会语速很快地用家乡话跟他打招呼：“hi，不错呀，又钓上了一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又泡了个妞。上海人是挺喜欢练口语的，你没听人家说吗？当年在上海街头，主动跟老外搭话的，不是想练口语就是想换汇。

　　蕤：其实不一定非要有partner，我就是自己说出来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非常孤独，整个人处在真空状态下，没人跟你说话。人家都各管各的，谁有义务陪你练口语。所以，我经常自己跟自己说话，对着镜子教训自己，“you know what?”有时白天跟人吵架，人一句话把我噎那儿了，晚上我想起该怎么说了，就对着镜子还击。挺惨的。

　　尧：也许有了语言环境自然就好了。我常常想，如果我生活在国外，我至于连说话都学不会么？就算不出国，如果我嫁个老外，他天天在我耳边叨叨；如果我在外企干活，做个秘书、receptionist，每天用英语接接电话，哪怕职高毕业呢，我的口语能错得了吗？

　　蕤：那也不一定。有的人在美国呆了几十年，英文还是说得结结巴巴的。比我去美国早的人大把，英文比我说得好的－－我见过的不多。你过分强调语言环境，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偷懒的借口。

　　尧：我给自己找的借口多了。其中之一－－我太聪明了。根据金庸的理论，人太聪明就不适合学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黄蓉聪明吧，《九阴真经》她就背下不来；郭靖蠢笨如牛，一咬牙背下来了，而且再也忘不掉。今天听了你的“记忆”理论，又找到一个－－讨厌我的英语老师。我中学时候有一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改－－不喜欢模仿外国人的语音语调，怕弄巧成拙被人笑话。英语老师叫我起来读课文，我给他来个“一马平川”，读完了，老师说，你怎么像在念悼词。我后来再也没张过嘴，为了表示跟他决裂，考大学也坚决不考外语类。

　　蕤：（深表同情地）That hurts。所以我说，任何东西要是跟痛苦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是不可能学好的。

　　尧：说了那么多，该总结点带规律性的东西了。给大家讲一下你的成功心得吧。

　　蕤：要我说，第一要自信。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害怕过，也觉得自己不行，比不过人家。但最后你会明白，没有人可以打击你的自信。现在我的那些外交学院出来的一流同学在外交部作翻译，我在美国国务院作翻译，大家打个平手。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人家也对我说，赶快换个专业吧，你又不是美国土生土长的，顶多到华文报纸工作，想到电台电视台至少得是ABC。如果不自信，你很容易就被人压过去，但我想我不能再被打击了。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

　　第二，不要太功利，要从热爱出发。我从来都是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完全是非功利性的，没想过职业啊、挣钱多少的问题，至少事前没想过。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到硅谷艾德曼公关公司实习，好多人去面试，最后选上斯坦福一个、伯克利一个，伯克利的就是我。那时我的英文也不行，可是人家就看上我了。那时大多数实习都是不给钱的，他们给我，每周就一三五上班，一个月给我2000块钱，相当于月薪4000。那时我口袋里就揣2000美金了。

　　尧：他们看中你什么？

　　蕤：你的passion是人家真正看中的。做任何事都要靠那种原始的激情，一但你想到回报，那种激情就没了，做的过程也就变成了痛苦的过程。我做任何事都只求付出，不想回报。别想着回报，反而回报得多。

　　尧：你这种说法让我想起米卢倡导的“快乐足球”，他的理论是足球运动员首先要热爱这项运动才能踢好球，要在足球中寻找到快乐而不是压力。可我不认为中国队不行是因为没有压力，恰恰相反，压力不够大，因为他们有退路。他们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得再差，国内联赛照样身价不菲、财源滚滚。我也一样，要是我靠这个吃饭，早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蕤：你学习的目的太功利了，这种心态不好。我相信的还是“热爱”这种东西。我说过，上大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一边倒，学外语，我就坚定地要学文史类，跟着我的passion走；到美国别人都劝我学计算机之类能挣大钱的专业，我还坚持跟着感觉走。我的激情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尧：有那么神奇吗－－passion？也对，我认识一个老同志，平时喜欢在网上看看成人图片什么的，那类网站当然都是外国的，他英语大字不识一个，凭着一股热情愣是把“语言关”攻克了，从此平趟、畅通无阻。

　　玩笑归玩笑，说真的，我觉得你的成功与天赋有关。即便有同样的热爱和自信，相信大多数人还是达不到你那个水平。GRE、托福考满分没什么了不起，出国后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也没什么了不起，但能用外语写作并且写成一定气候，这里面一定有天赋的因素。

　　蕤：我历来不同意把我今天的成就归结为聪明和天赋，那还说个什么劲，对读者也太不负责任了。就说语言天赋吧，我可是三岁才会说话，还说得特慢。至于聪明，每次我做成一件事别人就说我聪明。其实，不是因为聪明，只是用了一定正确的方法，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尧：我说的天赋严格说来不仅仅是语言天赋，还有写作天赋。如果你也会八国语言，我同意你有语言天赋；但仅有语言天赋的人未必能当作家、尤其是好作家；仅有写作天赋的人未必能用外语写作，更别说写得似模似样。你二者兼有，究竟有多少还得拭目以待。没准有一天，你也能学会八国语言，或者成个高行健第二什么的。先申明，我可不喜欢高行健的小说，一看就“着”，续借了三次也没看完。

　　蕤：说了半天，原来就是天赋啊。

　　尧：你不满意“天赋说”？那就再加上勤奋。其实你也挺勤奋的，只是你老把过程说得太简单，让人注意不到你刻苦的一面。聪明加勤奋，这可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蕤：（很失望）我还是认为我成功的要素是热情和自信。除此之外，肯定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但我现在意识不到，原来以为你今天能挖掘出来，看来也没戏了，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后记：那天晚上，我虔诚地希望能挖掘出一点秘诀，以普渡正在苦苦学英语的众生及自己，但是直说到唇焦舌敝、头晕眼花，也没个结论。送走了王蕤，头重脚轻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有一个重大发现－－原来说话也可以这么累人。

　　第二天，不甘心的我决定上网搜索一下王蕤的“材料”，不看则已，越看越觉得我的“天赋＋勤奋说”有理。王蕤，和我、和大多数人，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她成功得有理。

　　少年王蕤已经是知名人物，采访、写作、出书，她的才情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崇拜鲁迅的女孩，其作品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尖锐，今天回头再看仍不觉得落伍。

　　与王蕤的才情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她鲜明的个性。思想的早熟并未使她世故，“与众不同”令她孤独，少年王蕤之烦恼被写进了报告文学，作者收到了几千封读者来信。要指出的是，“做到最好”那时已是王蕤性格中最鲜明的特征，虽然她也希望与群众打成一片，但最后还是象锥子一样把尖露了出来。

　　与韩寒、胡坚等新晋的“愤青”作家不同，王蕤并不是“偏才少年”。虽然16岁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但并没想以此为敲门砖进入大学。她一直正常地学习，直到被保送到理想的大学。多才的她也多艺，善古筝、会画画，画作11岁时在日本展出，13岁在加拿大展出。

　　所以我说王蕤是有一点天赋的，但并非天才。世界上也没有天才，一位名人早就说过：“天才不过是1％的灵感＋99％的汗水”。尽管王蕤一直强调passion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意义，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勤奋在她的成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当她将托福单词倒背如流时、当她对着镜子一遍遍练口语时、当她逐字逐句改paper时，当她在如花似玉的年华埋身文山书海，你能说这不是勤奋吗？如果一定要强调热爱，我只能说她热爱勤奋、她不讨厌勤奋、她以勤奋为乐，就像她以背英文单词为乐一样。

　　我越来越发现我和王蕤的不同。就拿写东西来说来，人家说干就干，三下五除二一本书就写好了；而我“实录对话”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并且一拖再拖，屡次爽约。

　　王蕤跟我说话总是一口京片子，我很想逮住她练练口语，但总是开不了口－－怕说得不好被人笑话、怕耽误人家的时间，虽然她一再强调－－“敢说”是学好英语的法宝。

　　这就是差别。想到这里，我愈发心安理得了－－人本来就不一样，又何必强求一样的结果？

　　如果我有她一半的勤奋……至少能把英语学好，但不一定能当作家，因为我缺少……文学天赋。天赋、勤奋、热爱、自信－－一个也不能少。（人民网香港9月2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