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众所周知，德国人素以严谨、刻板著称，而德国大学教师也不例外，以至一些中国留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时都要到本专业的各教授讲师处“看面相”。如果一堂课下来，教授给人的印象和蔼可亲，那么不管这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就一锤子敲定了，仿佛这一课的考试成绩也已十拿九稳了。反之，如果教授严肃、认真，那就赶快敬而远之，另投山门，免得到期末考试后悔莫及。

　　我刚到德国时，也同样作过这种游戏，确也真的行之有效。但到了毕业考试时，我就毫无选择了。因为德国大学近几年来教育经费一减再减，我们几万人的大学，日尔曼文学系除了两个讲师外，只有一个教授顶着，而毕业考试必须由教授担任主考人员，这样不管他面相如何，我的主考人也就非他莫属了。他就是德国著名的托马斯·曼的研究专家考伯曼教授。他写的许多文学专著已成了学生的必修之作，每当他上大课时，不仅本校的讲师、学生来听课，而且还有外来的许多老师和文学工作者，礼堂里总是满满的，去晚了只能坐在地上。

　　当然，考伯曼教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是举校闻名的。在课堂上，他会当场把学生的发言批驳得体无完肤，让学生呕心沥血写的文章打道回府。显然在这样面严、心严的教授处不要说想得到好分数，就是及格也是十分艰难的。许多德国学生能躲就躲，巧立名目，试图以其他课来取而代之。而我想尽快地完成学业，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论文终于交了，笔试也考过了，接下来就是口试。要面对教授，从一个作家到另一个作家，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文学体裁到另一个体裁，必须如计算机般地快速反应，并正确无误。这对德国学生来说也是心有余悸，何况我是个外国学生，自然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了。要知道在法定的半小时内，能提多少问题啊！况且还要与这样一位严厉的教授“短兵相接”，这使久经考场的我也惶惶不可终日起来。

　　口试那天，只见一些德国学生从考场出来，朝我苦笑地耸肩伸舌，我的心直颤抖。想到以前有部电影名叫《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我不停地安慰自己：最黑暗的时光已过去，要挺住，决不能“在黎明前死去”！直到现在我仍不知当时是如何进入考场、握手、让座的，只记得刚回答一个问题，教授就提到了作家卡夫卡的小说《蜕变》。卡夫卡的作品晦涩异常，作为考试题目，更不令人愉快。正当我自认倒霉时，只听教授说：“小说主人公在‘蜕变’成甲壳虫后，家庭人员对他的态度如何？”我真不知道教授为何要提这样过于简单，简直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我听错了，还是他故意设圈套？我霎时间目瞪口呆，茫然失措。这时教授如自言自语地说：在中国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相互关心、照料……我知道他曾在中国的大学作过文学讲座，对中国十分了解和友好。可眼下，在考试时谈中国？这哪是考试，简直是一位德国朋友和我聊中国的民情。我顿时觉得教授的面相变得和善起来，又可敬又可亲。我再也不紧张了，禁不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起来。我仿佛不是在考试，而是和教授在一起探讨日尔曼文学。突然教授中止了提问，说：“祝你能获得好成绩。”紧张了好几个月的口试就这样结束了，我欢快地离开考场，心中充满了黎明的曙光。

　　不久，口试成绩公布了，德国学生都为我口试得了1分，又惊、又喜、又嫉妒。而我知道，这要归功于卡夫卡那可怜的甲壳虫。

　　结束了多年苦涩难忍的寒窗生涯，我欢天喜地地跑去向教授告别，可他因学术会议而临时改变了接待时间，可我怎么也不愿意就这样不辞而别。于是就到书店里特地买了一张印满各国文字“谢谢”的明信片，添上了中文“谢谢”两字。突然柜台上一大群晶莹闪亮的玻璃甲壳虫映入眼帘，全身通红，背壳上有几个小黑点，娇小、可爱。德国人把甲壳虫看成是幸运的象征。对，送个甲壳虫给教授，祝他桃李满世界，祝他事业获得更大的成功，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粘在明信片的一角。

　　5月，又到了甲壳虫生息欢跃的季节，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幼小的生灵曾与我伟大的学业连在一起，我要永远感谢这位严格而充满人情味的德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