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

　　无论是哪种情况，在决定去留问题上最终是一个个人选择。但在个人选择的基础上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

　　海外中国青年论坛发起人李波的观察分析是，新生代，即90年代后出来的留美学人和之前的所谓老移民相比，变化之一是学习文法及工商者多起来，而之前则以数理工科居多。“学文的特点之一是想做领导，想改变社会。学商的则想自己创业，管理企业。”李波说，这批人不满足于在美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而这种要求只有回到自己的母国才有可能实现。

　　李波本人拥有经济学和法学两个博士学位，分别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现在在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和李波相熟的一位朋友曾经调侃他，说他每在一地就要加入或自建一个“热爱中国”的组织。在斯坦福大学是留美金融学会，到了哈佛就创办哈佛中国评论，现在到了纽约又成立了一个海外中国青年论坛。这个最新组织的成员均是对沟通中美、服务中国有兴趣的人。据李波透露，已经有一些成员回了国，另有不少在考虑之中。比如一位原在华尔街工作的友人就已经回国加盟了中国证监会，这个机构在最近两年里以改革者的姿态聘请了不少海外的专业人士，包括邀请前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女士出任要职。

　　85年到美，辗转居住过多个城市、现全家定居在亚特兰大，拥有一份稳定工作及高收入的王先生则对回国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回国主要是享受换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在美生活十几年，趋于一成不变，希望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或是寻找另外一种感觉，回国就成为选择之一。在王先生看来，回国做事能不能成功都是次要的，追求变化和新的感受才是考虑的重点。但回不回国则取决于家庭和个人性格。中美两地生活质量的差异固然是不少人犹豫的一个因素，但王先生认为，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国内条件差一些，但并不是不能适应。很多人的行动受碍主要是考虑到对家庭的影响、子女的教育等，不能说走就走。如果是单身，情况就容易得多。王先生近几年来常常地回国短期走一走，也有意在国内做些事情，但一时半会要把全家搬回去还不现实，所以暂时只能按兵不动。

　　这多少反映了两代人在价值观念和生存状态上的差异。在花旗集团任副总裁的戴安迪，也是旅美科协企业家协会的会长，今年30出头，虽是学计算机出身，但在价值取向上属于李波说的新生代。他说两年前回国做事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因为没有看到合适的机会，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尽管他现在的工作和收入都还算理想，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戴安迪认为在公司里可供他发展的空间已经很小。“不是因为能力问题，”戴说。“而是在美国大公司里，中国人无论如何也很难做到高层位置。”戴安迪在花旗主要从事债券金融工具模型设计，属于技术层面。

　　他在进入花旗一年后被提升为副总裁，这个职位在象花旗这样的大公司里少说也有几百人，其实相当于一个部门经理。戴安迪认为在大公司里能做到总经理一级对华人来说就应该算是很好的成就了，再往上走几乎不可能。戴安迪意识到，做“长”一级的领导不完全是业务能力起作用，更需要的是有社交能力，要花很多时间和别人应酬、聊天，而这是他所不喜欢也不擅长的。戴自信自己的技术业务能力绝不比公司比他职位高的人差，但由于种族和文化因素，华人的局限性很大。

　　“在海外的这批留学生在国内大多是尖子生，很多人从小就想干点大事。所以在这很不服气。”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戴安迪说。

　　无奈的现实

　　抱负有心，但现实让戴安迪不敢“轻举妄动”。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之前，他说他不会轻易放弃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

　　这也是包括海外中国青年论坛主席李波在内的一批人处于观望的原因。尽管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向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发出欢迎回国服务的号召，并表示要给海归派优惠政策、高薪聘用等等，但现实远比理想要复杂得多。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固然为海外学人创造了机会，但中国市场的无序和不规范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回去自己创业的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市场的运作方式及特有的风险。到国有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的海归人员，通常面临的问题是管理权限受到限制，甚至存在信任危机。一般情况下，海归派只让做副手，而第一把手归党内行政系统管理，有时在价值观念和做事方式上会产生冲突。

　　对于在美国已经有一定基础的人来说，回国是有一定风险性的。戴安迪便认为回国基本上是一条单向道，回去容易回来难，如果在国内做得不顺想再回美求职就很难了。首先美国公司不可能保留你原先的职位，而国内的工作经验在美国要打折扣，如果应聘一个小公司或再从低职位做起，相信很多人也不愿意。这就处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境地。除非对国内的机会很有把握，或者在美国被解雇，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在美国。

　　不少有意回国的海外学人因此呼吁，政府应该调整政策，真正放手让海归派去做事，而不是只给一个空的头衔或承诺。

　　说到底，回不回去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现实环境在不同人身上的折射，是个人性情和外部因素综合的结果。一位不愿公开姓名和身份的中国女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这和个人的感受息息相关。她很喜欢现在在纽约的工作，但过几年会回去。其实对她来说，在两边生活都没问题，但是她不想让她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将来产生象这边的ABC们遭遇的“身份危机”。所以她准备让她的孩子回到中国长大受教育。“因为我想让他做中国人。”（注：应部分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所用部分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