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馆叫Fontana Sushi,是一家离学校不太远的小门脸儿,经营的是日本寿司。日本菜简单卫生,容易制作,利润也高,一份不足以塞牙缝的寿司可以卖到5—10美元。难怪许多中国人也跑到美国开起了日本寿司店。
面试我的老板娘Ada时尚、漂亮。她说我的工作是接电话。在我熟悉菜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我说:“接电话呀。”对菜单还一无所知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抓起听筒。就这样,连一句“开始吧”都没有,我就开始了在餐馆打工的日子。
接电话的工作无非是记录下外卖的定单,但这绝非简单的工作。光是看菜单上大串大串的名字,我的头就大了。纽约卷、费城卷、辣吞拿鱼卷……几十种寿司和日本菜肴,除了死记硬背外别无他法。但无论如何我也记不住每种寿司的原料,谁让我无缘品尝呢。每次有人问:“小姐,你们的蜘蛛卷里都有什么呀?”我就开始挠头,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嘛,有一只炸螃蟹,还有青瓜吧,不,是黄瓜。”
每次接电话,除了要记下客人点的古怪菜名,还要记下他们的特殊要求。有人会要求加双份的姜、酱油或色拉酱。此外,还要准确记录他们的地址和电话,不能出错,否则,司机找不到地址,我就得两头挨骂。记下来的菜单一式3份,一份留在前台,一份送进厨房,还有一份送到专门制作寿司的“寿司吧”。我必须分清哪道菜是厨房的,哪道是寿司吧的。
打工的日子长了,各种附加“劳役”也纷至沓来:端茶倒水、收拾狼藉的餐桌等等。起初,被帮的人还会说声“谢谢”。日子久了,这些都仿佛成了我应该做的。如果不去做就会被认为是笨手笨脚,没眼力见儿。
别人对我呼来唤去的架势,老板Kevin很不满。他说,你们都是打工的,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Kevin很像F4里的言承旭。一开始我还真挺怕他,他不苟言笑。但后来的一件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一次,店里一个打工妹跑到Kevin那儿说我的坏话。我承认在干活儿方面,我不是个伶俐的女孩,那女人的不满也不无道理。可Kevin很严肃地对她说:“的确,她是没经验,得从头学,可假如我不用她,她肯定会到别的餐馆,不是照样得受气挨骂,一切从头开始吗?我宁愿她在这里开始。”
在这一点上,我始终很感激Kevin。因为听说在美国开餐馆的中国老板都很凶,吹毛求疵地给员工立下各种戒律。有个朋友在另一家中餐馆打工,老板嫌她笨,当着所有人的面骂她。Kevin从没骂过我,他说大家在一块儿做事开心就好,赚钱是次要的。
我的工作一天天上手起来,但店里两个打工妹想方设法排挤我,大厨也总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终于有一天他过激的行为使我决定离开。临别,Kevin说,Fontana Sushi永远留一个位子给我,想回来的时候就回来。我点点头,但心里知道可能再也不会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