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善待移民，但绝不姑息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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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确保众多外来移民顺利融入社会，始终是法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２００５年秋，位于巴黎近郊的移民聚居区发生骚乱，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极为震怒，以激烈的言论痛斥滋事者为法国社会的“渣滓”，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编者

　　１．我成了引发危机的祸首？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的郊区危机，将作为非常重要的事件载入史册。对我个人而言，正是郊区危机启动了本书的写作。人们对这次危机所作的反应和所写的无数评论，是那样明显地呈现出我们民主政体的机能障碍；压制民主讨论、窒息一切叛逆言论的“单一思想”也借机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赞同。它认为，这次造反是“社会的”行动；大多数骚乱者首先是受害者；主要的罪犯则是国家——国家做得不够，国家的开支不够，国家进行的教育、培训和资助不够。

　　这显然是一种追究集体责任的做法，既然大家都有责任，就没有谁是有罪的，任何人都不用检讨自己身上的缺点。人们再次提出了常见的假设：此事之所以搞糟，是因为国家投入的资金不够！唯一适应新形势的办法就是更多地花费开支！

　　相当滑稽的是，许多出身贫困街区的娱乐圈人士也粉墨登场，虽然这些人已经很久不在老家居住，但由于在娱乐方面取得毋庸置疑的成功，都想以郊区居民的代言人自居。流行歌手雅尼克·诺阿甚至扬言说，假如萨科齐上台，那他就离开法国——事实上此人已经很久不在国内生活了。对于他们来说，郊区危机中只有唯一的罪犯：萨科齐。也许还有第二个罪犯：警察。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言而喻，必须撤掉我的内政部长职务，这样才能让郊区重新过上幸福的日子。

　　但我认为，在所有这些陈词滥调的掩护下，在那种表示同情和免于起诉的说辞后面，有一种日益严重的局势在深深扎根。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以来，法国已花了几百亿法郎的开支，制定了几十个郊区计划，其结果不仅是毫无改观，而且导致每况愈下。这表明，郊区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新的解决办法与坦率的对话。

　　不容回避的真相是：目前在郊区发生的许多问题源自那些不受控制因而不能融入社会的移民。因此，法国需要一种受控制的移民。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就不可能做到一切。此外，还有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第一代移民的儿子和孙子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相比较，反倒感到自己不大像法国人（尽管从法律上说他们是法国人）。证明这种问题，就会遭到讽刺；但是我甘于冒讽刺的凤险，因为移民问题是现实的反映。

　　２．“渣滓”一说没错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那天晚上我在巴黎大区阿尔让特伊市的广场上使用“渣滓”一词的情况。当时我选择在深夜到这个最易滋生犯罪的市镇去访问，其目的正是要向那些流氓成性的家伙证明，现在到处都有警察，而且随时都受到欢迎。

　　当我们抵达阿尔让特伊时，有两百名暴徒在等待我们。他们对我们破口大骂，还把手边所有的东西都朝我们扔来，搞得局势非常紧张。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要步行走完最后的４００米路程，不让随行人员加快步伐。对方却认为这是一种冒犯，变得更加怒不可遏。是啊，这里是流氓们的地盘，仅仅是我的到来，他们就把它当作挑衅。多么无耻的颠倒是非啊！这是流氓们用团伙的“法律”来抗拒共和国的法律！

　　随后发生的殴斗是激烈的，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待在警察岗亭里，等着保安部队夺回阵地，直到子夜时分才得以继续进行访问。来到一座大楼底下时，一位女士探出头来同我打招呼说：“萨科齐先生，把这些渣滓给我们清除掉！大家受不了了！”我回答说：“夫人，我就是为此而来的，我将把这些渣滓清除掉。”此时此刻，无论是我，还是这位女士，都没有想到这段对话会招来那样大的非议。

　　不到２４小时，我就遭到了某些人的攻击，被指控为“咒骂青年”、“怂恿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丧失理智”，云云。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我用“渣滓”一词点燃了郊区骚乱的大火！可惜，我的一切行为都是光明正大的，这种政治伎俩有什么了不起？真正让我忧心忡忡的是，一部分法国精英也把这种谬论看作是正确的分析，而且越是远离现场的人，就越是口若悬河——这充分说明，当地老百姓的看法同精英们的认识之间存在着何等巨大的鸿沟。

　　我在使用“渣滓”一词时，从未感到自己走得太远。我只是描述了一种可憎可恶的局面，一种由犯罪团伙和恐惧对成千上万的法国同胞实行统治的局面。我用这些家伙应得的名字，称他们是“渣滓”，拒绝称他们为“年轻人”，这种态度正是想表明，法国青年同这一小撮人毫无关系。我厌恶种族主义，憎恨排外情绪。我相信，多样性是一种力量和财富。然而，这不妨碍我指控那些否认我们最普通的同胞的实际生活的人，是他们迫使共和国两眼失明、处于消极状态和奉行停滞主义，成为极端势力上升的根源。

　　３．我从来不怕持少数派立场

　　类似的经历，我从前还有过许多次。在担任内政部长时，我曾致力于打击针对儿童的性侵害犯罪。那段时期里，最艰难的体验莫过于同受害者家属会见的时刻，至今提到这些令人痛苦的会见，我还是心有顾虑：孩子们遭到虐待和杀害，这绝非社会杂闻，而是不折不扣的惨剧，一个应向我们大家提出质问的悲剧。我很清楚，在那些犯罪者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患了不治之症，具有很高的重新犯罪的危险。为此，国家必须采取某些有针对性的手段来保护孩子们免遭重复侵害，建立性犯罪者数据库就是其中之一。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当我公开宣布建立性犯罪数据库时，竟然被指控为“侵犯人权”。法国人权协商委员会还声称，此举“过分地损害了”那些已被判刑的罪犯的“私生活和遗忘权”。天哪！如此荒唐的论调，不禁令我扪心自问：在人权协商委员会眼里，这种“遗忘权”究竟对谁有利呢？是那些残害儿童的惯犯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遗忘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呢？委员会的“遗忘权”又在哪里呢？我认为，法治国家应当在保护受害者和镇压罪犯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可现在有些用语像“遗忘权”那样，已经触及人的尊严的底线。当犯罪分子侵犯一个儿童时，“遗忘”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义务，一种由司法部门和社会履行的、不再周而复始的和最终被忘却的义务。

　　我从来都不怕持少数派立场，我盼望看到人们觉醒起来，睁开双眼，看清法国社会的现实，特别是盼望他们重新开始热爱思考和敢于思考。倘若做不到这一点，可怕的“单一思想”就会像一个厚箱盖那样，既掩盖许多现实问题，也掩盖我们头脑的空虚。

　　４．为贯彻信念，我甘愿承受讽刺

　　这些年来，讽刺时时伴随我的左右。

　　我深信法国的民主政体患有缺少辩论和批评之病。由于这种信念，我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支持那些因讽刺宗教人物而引起公愤的画家。

　　就自身而言，我在几乎所有的方向和问题上都遭到过讽刺。我的私生活，我的相貌，我的谈话，我的政策，这一切都遭受过批评。而且这些讽刺并不一贯使用文雅的方式，令我时时受到精神上的伤害。

　　然而，不管讽刺多么过分，它对民主有用。讽刺迫使负责人脚踏实地；讽刺经常以有益的方式，概述现实或人的个性；讽刺象征着一个自由空间，如果有人阻止讽刺，那么民主就会感到非常遗憾。

　　在讽刺中是不能有禁区的，因为如有禁区，那种不得推翻的“偶像”名单就会变得很长。我相信上帝，有时也去修行，但宗教像权力一样，应当善于接受批评、讽刺和嘲弄。这些做法对于所有的宗教——包括最后传入法国的伊斯兰教来说，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某种宗教在义务上不同其他宗教平等，那么它在权利上也不能同其他宗教平等。

　　实际上，所谓对外来移民的最大不尊重，不是像嘲笑上帝一样讽刺先知，而是把他们看作是一些与众不同的公民！

　　我并不能确信，人们是否总是在估量我的活力——那种为了明确问题、纠正错误、说服人们和最后尝试前进而应发挥的活力。但可以确信的一点是，我之所以遭到那么多的讽刺，是因为我打破了许多禁区！如果到头来法国社会能够同意行动起来，那我就不在乎这种讽刺。

　　因为，我的赌注就是要让法国恢复她的活力。

　　（节选自《见证——萨科齐自述》，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１月第一版，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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