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网ＣＥＯ个人专访——出国事业访谈

　　海利：李总您好，跟您应该算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您之前曾经以学者的身份出访，也曾经是以商人的身份驰骋海外商场，这次我们搜狐出国事业访谈拜访您，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动力驱使您回国投身于国内的教育事业从零开始呢？
　　李嘉玉：简单的说，我这个年代的人有一个烙印，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烙印，这不是我愿意的，我们那个年代老师就是那样灌输的，我是1978年读大学，我是16岁上大学，每天看到“知识就是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类似这种口号，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多多少少在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愿望，要为祖国做出贡献。

我是1989年到美国，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做访问学者，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到纽约大学做访问教授。实际上我真正对科学的认识，说起来不怕您见笑，是在纽约大学实验室里面体会到的，突然之间对学术产生了厌倦，因为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我是他第一个研究生，他对我的训练特别好。我觉得我很有本事，到了美国之后在实验室里面我得到了另外一个训练，就是所谓的科学实验。通过几年的研究我领会了科学的含义，出国之前我没有领会科学的含义，在实验室里突然明白以后，我觉得科学也不过如此，实际上说穿了，科学是一个思维方法，是一个分析和归纳综合的思维手段。
　　另外一个促使我离开学术界去经商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黑龙江省外贸公司卖给纽约一个犹太商人8万美元的“鱼仔酱”，“鱼仔酱”就是松花江生产的一种鱼，大马哈鱼，和三文鱼是一类。它的鱼仔就叫鱼仔酱，俄罗斯人吃鱼仔酱是拿面包蘸着鱼仔来吃，高级的鱼仔酱非常昂贵，8万美元的鱼仔酱在90年代对于渔民来讲是很大的一笔出口生意，可能是一村子渔民一年的收入。纽约的商人犹太人很富，当时出口的人很少，黑龙江省外贸公司找到我，说能不能够帮助讨这笔钱。然后我去讨钱，犹太人说不是不能付，在外贸的文书上有问题，在订单上写“松花江鱼仔酱”，在送货上的时候，送货单写的是“黑龙江鱼仔酱”，按照贸易法，如果你送的货和定的货不是一个货，人家可以拒付。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我觉得我是作为科学研究人员出身，这种事情对中国的帮助很大，因为中国很多进出口公司跟国外做生意，我觉得我能做。我能做什么？我设计了一套计算机系统，给进口和出口公司做公司的运行管理。一开始像闹着玩一样，后来真的在纽约把这个生意做起来，到目前为止纽约有几百家进出口企业用我的软件，我们公司从那个时候慢慢的起步。那个时候我们叫“下海”，我是在美国下的海。
　　我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但是经商，我并不觉得老实人就不能经商，我发现我有我的优点，我在纽约卖我的软件，不用提我是教授或者是什么来历，实际上你给人家非常好的服务，因为你能解决进出口里面的实际问题，比如这些文件，通过我这套系统做这些文件都不会有问题，因为里面的信息可以共享，效率非常高。到什么程度呢？一个20几人的企业，一年可以做几亿美元的生意，用了计算机系统之后管理效率非常高。我们当初做的，国内也还没有，后来很多国内企业想把我的这套系统拿多国内来。到了2000年的时候，由于种种因素我不管理这个企业。基本的因素是我的母亲有病，我母亲当时是脑中风，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因为我是我们家的长子，我们家一切的开支都由我来支付，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我的母亲生活的幸福，当时爱国主义的情操也是基于家庭，我是非常渴望我的母亲幸福，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很穷，我的父亲是个工人，我母亲鸡、鸭、羊、猪，所有的家禽都养过，无非是让三个孩子吃饱、穿暖。作为长子对家庭有责任心，希望自己的父母幸福。突然间当我已经有钱，事业有成的时候，在1997年我的母亲中风，对我的打击很大，至少做生意的动力失去了。我开始不怎么管公司。另外我在纽约几年的拼搏，我从来没有休过感恩节、圣诞节、元旦、春节，那几年没有节假日，经常干到半夜再开车回家。我的办公室在纽约帝国大厦67层，那时很风光的，留学生里我算是在纽约做的很好的。我的办公室下面可以看到自由女神像，后来扩大，搬出去。
　　我在帝国大厦三年，我从来没有到过大国大厦顶层，为什么？顶楼是风光区，去看纽约城市的风光，我没有心情去看风光，就认为我只要睁开眼睛就要工作，实际上闭上眼睛也是在工作，很多事情都是在睡眠中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很多企业的问题。到1997年的时候，加上我的母亲生病，我的身体不好，后来我基本上处于“退休”状况。
　　但是我身上的“烙印”一直没有减退，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也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升学，我重新捡起美国大学方面的事情，就是美国的教育。美国的教育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教育的效率提法，教育效率的提法在美国会看到，在中国看不到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来源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详细谈，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课题。使我意识到，在我的身上，中国的教育可以反映出来，所以我的训练非常好，但是我的训练并不是最有效的。后来一直在关注着国内的教育，我认为中国的教育是有很多优点，但是中国的教育效率始终没有提升的很好，就是跟发达国家，包括德国、英国、美国，尤其跟美国比，我们的教育效率，尤其是大学的教育效率差距非常大。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人人都学数理化，整个的精神都用在数理化，社会的精英都学数理化，却没有人学习怎么管理国家、怎么管理企业、怎么做一个很好的服务员、怎么做一个很好的警察，都没有人管。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畸形的社会，不是很和平、和谐的社会。所以我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成就非常的辉煌，但是今后这几十年我们可以做的更好，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教育的社会效率问题，然后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一个很好的效益。有了效率，才能有效益，这是一个连带相关的词汇。所以这促使我希望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能够真正的跟世界接轨，像我这个年代的留学生是在理科和工科上跟世界接轨，在经济建设上做出巨大的贡献，这是大家都不否认的。今年是邓小平恢复高考30周年，大家都非常肯定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政策非常成功。成功在什么地方呢？成功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建设上我们一直没有提倡。建设一个文化中国，这个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这一代做不到的，下一代应该做到。他们要想做到，必须踩在我们这代人的肩膀上才能做的更好。我希望这些孩子们踩在我的肩膀，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世界最好的文化，有机会回到中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从文化上建设一个新中国。
　　海利：应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看的更高，您要做这个巨人？
    李嘉玉：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垫脚石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也做了一些研究，我今天带来几本书，都是我过去几年写的，一共是8本书，已经有4本书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我期待着能够为中国的优秀学生在他们寻找更美好未来的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海利：您刚才讲了驱使您回国创业的动力，是一代人的根深蒂固烙印：做为炎黄子孙，做为华夏儿女的一颗爱国心，爱国主义。在您回国创业这段时间里有什么感触吗？与国外创业有什么不同吗？   
　　李嘉玉：这个题目非常好。我是一个中国人，即使我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有10多年的时间，从法律上说我是美国人，尤其在公共场合说这个话的时候我非常小心，避免伤害到同胞们的心。作为中国人我不得不说，美国的创业环境比我们要好。举例来说，在美国注册一家公司要30分钟，在中国注册一家公司至少要3天，可能有3天能办下来一个执照就是破纪录了。所以您就看出来美国整体社会运行效率非常之高，这也是我期待能够帮助中国的学生，下一代的留学生他们在软件上，在文化上，在管理上来建设中国。
　　另外，员工的素质。我们国内有非常聪明的年轻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也是国外很多企业由于中国廉价产品的冲击，很多企业破产，电视报道，德国今年的收益相当于86年的水平，因为他们都是工业，由于中国工业产品的冲击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欧洲是很不幸的，欧洲以前是美国对他们的冲击，从二战以后一直受到美国的冲击。本来美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指望欧洲可以翻身，结果又来一个中国，所以没人期待中国富强，真的是这样，希望中国贫穷下去，这样人家才能过好日子。我的意思是想说，我回国前后雇了几十个员工，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员工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归结到基本的效率问题。他的基本技能训练不充分，比如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员工，能够写出一篇漂亮的中文文章，我不让他写英文文章，英文文章他是绝对写不出来，但是用中文写一篇漂亮的中文文章，这种人才非常难得。其他稍微专业一点的更难了。为什么这么说？是基于我在美国有大量的员工，这些员工专业化的程度，我们不说他们博士、硕士学位，就说技能的训练，中国是非常不理想的。因为员工素质的不理想使得企业运行效率受到很大的困扰。再加上国内企业运行环境又有很大的滞后，这使得我们的企业在走向世界方面会有很大的差异。
　　海利：这是整体的效率问题，个人素质的专业化，个人技能的专业化非常重要。
　　李嘉玉：但是回国有很多开心的事情，看到很多优秀的、聪明的中学生，他们受到非常好的训练，尤其是数理化方面的训练。但是教育上也有他们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跟美国的中学生没有差别，我们的优秀中学生完全可以在哈佛、耶鲁、斯坦福等著名大学，跟美国、跟全世界优秀学生一正高下，就像我们这一代的留学生在理科，在数理化方面跟美国学生不分高下一样。我认为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完成了历史任务，当然尽管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人夺得诺贝尔奖，但已经是非常的优秀。所以下一代的中国学生可以在人文方面、法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跟世界同步，我们的中国也就会跟世界同步，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个美好的远景。
　　海利：以前有这么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的中学生还是对理科偏重一些吗？
　　李嘉玉：就我所经手的学生有几百名之多，我辅导他们怎么申请美国大学。一半以上的学生学文，大概不到70%的学生学文。为什么？不光是学生优秀，家长也优秀。家长意识到经济建设中国已经被父辈做的差不多了，下一代再学数理化可能找工作吃力。所以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现在学的最多的是工商管理，不一定让孩子非要学工商管理，只是把孩子的才能挖掘出来，另外考虑到整个大的环境，适当的引导就足够了。所以在文化上建设中国一定会实现，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不是说中国崛起一下就能实现，但是是指日可待的。
　　海利：您未来几年之内，打算怎样为文化建设这个大课题做贡献呢？
　　李嘉玉：我想从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会继续提供SAT辅导，如果想申报美国著名大学一定要提供SAT成绩，这是一个标准考试。我会继续提供这方面的辅导，因为这方面的辅导是国内的空白，尽管国内英语培训机构很多，但是没有任何一家专业机构提供SAT培训，我们应该算是最专业的一家，我们有开发自己的SAT学习系统，有这方面的著作。我还会继续指导更多的中国学生申报美国最优秀的大学，这方面也是中国的一个空白。因为中国以前到美国最优秀大学的学生很少，将来会很多，这就牵扯到怎么样表现自己，怎么样被美国著名大学接受的问题，所以需要一个辅导。另外一方面，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在美国学到的体会就是如何提高教育效率的问题上，我希望能够在中国有效率，能够对中国的教育效率贡献我的力量。首先在英语教育效率上着手，然后慢慢的把我的思想，把我的一些想法慢慢付诸实践。这是我在美国受到很好的训练，我觉得引得自豪的是，我不但能够提出好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有实实在在的手段可以实现，这一点也是美国训练的一个优点。就是在实现教育效率的过程中，我会首先以技术的角度实现。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要提高交通的效率，要想解决北京汽车拥堵的问题，不能说派出警察在路上指挥就可以解决，这解决不了。怎么样解决？我提高技术。如果提高整个北京市街道车辆管理系统，使它实现高效的管理。比如香港，香港的汽车不比北京公路单位面积汽车拥有量更低，但是香港汽车流量效率非常高，这在于它的管理效率。它提供了一个技术，就是如何管理好汽车的流量。也就是说，你要想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就不能够单纯的采用简单手段，可能要从技术手段解决。比如多修建地铁，就会缓解里面汽车的压力，这就是通过技术解决问题。
　　教育也是，教育一定要引入技术才能够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我们经常听到所谓教育改革，教改这个词汇每天都会听到。但是我觉得要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提高，要给教育一个高效的技术手段。如果没有一个技术，这个改革恐怕换来换去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技术到目前为止，人类找到一个最好的手段，那就是计算机。教育本身就是以前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知识财富，通过一个高效的手段传输给下一代，同时又教会他一些思考的技能，这是教育的真正内涵。所有教育所需求的这种工具正好是计算机最擅长的，计算机就是信息管理、信息采集、信息储存、信息处理和信息在线的工具，它就应该是在教育上被广泛的采用的一个最合理的工具，这也是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最大的区别。我89年到美国的时候，卡内基梅隆大学满校园都是计算机，那时候就有网络，我还是搞技术出身，到了美国那个反差的强烈可以想像。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中国校园里也可以随处见到计算机，但是计算机里软件的差距很大，我们在使用计算机作为教育手段上也是比较落后。美国大学也好，中学也好，甚至小学，计算机的使用比我们先进的多。如果这种现象，我们不迎头赶上，我们很难在短期内能够超越美国，跟美国的差距不光是物质上，就是管理上的差距、思维上的差距，说的具体一点，对教育的认识这一点上也是有一定的差距。
　　海利：您刚才讲到，从学习的效率上是有一定的差距。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现在是2007年的下半年，马上到2008年了，迎奥运，奥运精神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这势必会影响到国内的旅游业，国外的游人可能会到中国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旅游业发展都有提升。但是面临一个问题，中国是以汉语为主，但国际友人到访中国日常用语会以英文为主，那么学外语就成了必修之课了，虽然“学外语，迎奥运”这是经常能听到的，但是怎么样在短期之内让国人能掌握、熟悉英语的日常用语是一直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李总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李嘉玉：确实是这样，这是一个教育效率问题，怎么样能够最有效的、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人们学英语，这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说实话，我也有我的手段。举例来说，跟我同龄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孩子去了美国，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国大学。他说，我要到美国去看女儿，我就要会英语，我这么大岁数怎么能够学好英语，短期内实现我去美国看女儿的愿望。因为有这种愿望在所以有学习的动力。我所提供的手段是完全与众不同的，我告诉他，你不要去想ABCD，不要从ABCD学起，你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学语言的时候，不是从ABCD，不是从书写的角度学语言，是用听的方式学语言。比如大人说“爸爸”，小孩也得跟着说“爸爸”，一旦耳朵可以识别爸爸声音的时候，嘴巴就可以说出来。实际上人类的语言在五千年前没有文字的时候，语言是以声音符号的形式存在的，音言是语言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在奥运会期间，你不需要用书写的方式表达，书写的方式从人类语言功能角度来说是一个奢侈品，开奥运会期间，因为我到过一些旅游的景点，很多小商小贩会说英语，到北京东城区的秀水街，那里的小商小贩会说英语，他不会写。他就听人家说，让人家教他这句话怎么说，他们就学会。对于会说英语国家的人，他们真正说的英语就是生活上的几句话，因为是用嘴巴、耳朵学会的英语，可以听得懂。所以一个中国人可以在两个月之内学会英语，也就是一二百句常说的话就可以应付得了，有七八百个单词就可以应付基本的对话。实际上这是一个最佳的方式，也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去学习英语。当然，我想学非常好的英文，不但要学会英语，还要学会英文，就是用文字的方式也可以读写，那就需要长一点的时间，但是学习的顺序也是以先用耳朵学习英语，比如用三个月时间用耳朵学英语，再利用几个月时间眼睛学英语。我想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达到中国大学毕业的英语水平。因为中国的大学英语是老一代牛津、剑桥学习归来的人，他们把英语当成一个语法学问来学，通过语法方式学英语，通过书面英语方式学语言。我们知道计算机有一个内存，有一个硬盘。硬盘的记忆相对而言是永久的，内存只要关了电就没有。人的眼睛阅读存储的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拼命用眼睛学英语，翻来复去的学，翻来复去的忘。就像内存上的信息一样。如果用耳朵学英语，就像一个放在硬盘上，20年前唱的歌现在仍然可以唱，因为记住了声音而不是记住那个字，通过这个声音可以想起那个字，但是想不起那个字可以想起那个声音。
　　所以学习语言，首先我们要知道语言是什么，然后才能用比较有效的手段学习语言，这一点是目前为止国内不能够认可的，我所提出的方法，我所采用的手段，不一定被学院派或者考试派，无论是哪一派，都不认可，我不认为学院派教的是英语，我也不认为考试派教的是英语。中国社会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把英语当成一门考试来教，分出多少级别，又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这是一个误区。我到过印度，在印度看不见英语补习班，也不是每个印度人都说英语，大部分的印度人不会说英语，会说英语的印度人只会说几句，让他写，他写不出来。就是采用非常务实的方式学英语。
　　海利：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短期内开口就说英语？您这种方法应该在这方面是一个空白？
　　李嘉玉：至少在目前没有看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方法。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这一点。比如我们北方人，听广东话，不管是在文字上，还是在表达方法上都完全不同。但是我有几个同学，在广东呆了两年之后，说了地地道道的广东话，让他写哪个字，他们也不知道，但是都知道大家都这样说，所以他们也这样说。所以这也是一个作证，可以证明学习英语就像北方人学广东话一样，听人家怎么说就去怎么说。但是要想找一个合适的产品，因为英国人在宣传英语的过程中，把它作为一个英文产品，因为英文可以很好的打包，作为产品卖出去，英语不好打包卖出去。你没办法把声音打包卖给人家，我不能说一段话没有文字表述就把它卖出去，说这是一个产品，你不会接受。所以人们在学语言的时候，尤其学英语，受英国人教授外国人英语的这种想当然的产品，对中国的毒害是蛮大的。
　　海利：一般都是买教材。
　　李嘉玉：里面都有文字掺杂在里面，他认为文字可以帮助你学习，其实恰恰是相反的，用耳朵去学习。
　　海利：我看到任何一个英语的培训都是从ABC最基础开始，然后是一大堆的词汇书、辞典。
    李嘉玉：我再提出一个证明，就是怎么学习语言是最有效的。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在教外国人汉语的时候要比英国人教别人学习英语的方法合理的多。很多的白人到了中国，半年以后说一口漂亮的汉语，不会写汉字，不会读汉字，但是说的特别好。
　　海利：说的特别好，可能大家都发现了。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学说相声的，他们说的北京话比刚到北京的中国人都地道。
　　李嘉玉：我认识的美国那边过来的朋友，中国话说的非常好，但是他们不会读汉字，不会写汉字。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在教语言方面比英国人要大方，我们真正教会他们汉语，而英国人教会我们短期暂时的语言，一旦合上书本就忘掉了。
　　海利：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是不是值得期待的一个产品？
　　李嘉玉：我们是有心做这份事业，我们也正在规划，但是尽管我在美国做了十几年的生意，我仍然认为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所以在做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做，并不是当做一个赚钱的手段来做，这或多或少妨碍了我们企业的发展速度。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会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开发上面我们进展还是很缓慢的。
　　海利：这是一个世界观，不是以金钱为目的的。
　　李嘉玉：您这个说法我是最喜欢听到的，因为我赚钱能力不足，所以我只好说不要用金钱来衡量我，我也不用金钱去衡量别人，因为我生不带来金钱，死也不带走金钱，我对金钱很有限，我的吃、穿、住、行都是很节约，因为可能是由于穷出身，需求不是很大，我也不需要太多的奢侈品，我从来没有任何奢侈品，这是我一贯的生活习惯。所以我对金钱的欲望不是非常大，但是我对事业的追求还是有一定的期待。国内很多人会说，做一个事业一定要赚钱，不赚钱怎么怎么样，赚钱能够怎么怎么样。我认为有它的道理，因为在商品社会金钱确实是一把尺度来衡量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但是它无法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海利：您带着这种人生观、价值观，能涉足教育界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是桃李满天下了，您打算怎么样以这种价值观、人生观来为您的学生树立一个榜样呢？
　　李嘉玉：我不敢说为我的学生树立榜样，我不敢这样奢求，我只是期待把我认为优秀的学生，他需要我的帮助，我也愿意帮助，把这样的学生送到世界最好的学府里面。给他们提供一种机会，什么机会？他有选择的机会。像美国大学，到了大学一年级或者大学二年级结束以后的才决定自己的专业，也就是将来自己的生涯。如果我能做到的话，不管是穷人家的孩子，富人家的孩子，只要是品行、学习都非常优秀的学生，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他们自己去选择，这一点是我能够做到，也是我期待能够做到的，我绝对没有奢求位年轻人树立榜样。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人，如果用金钱来衡量，我就是更普通的一个人了。
　　海利：您在无意识当中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您的学生了。
　　李嘉玉：要是能这样我也承认，我真的不想用我的模式，因为人类总是这样，后一代总是否定前一代，我不想用我前一代固化的思想去妨碍下一代的成长。这也是我在美国学到的，美国并不是一个尊老的社会，但是一个爱幼的社会。什么意思呢？比如一个50岁的人和一个30岁的人来应聘，30岁的人肯定获胜，在中国也是这样。在整个社会上，美国人对年轻人充满敬意，这倒不是说尊敬老年人是错误，但是至少长者在提出自己观点和意见的时候，供年轻人参考可以，不要强加于年轻人，让学生向我学习的奢求我不敢有，我怕我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或者对他发展有阻碍。
　　海利：您怎么样设身处地的为下一代提供一些建议供他们参考？
　　李嘉玉：人要服从客观规律，我期待我在今后的五年或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内，能够把我从国外带回来的体会奉献给中国，这就实现了我的愿望。
　　海利：您能抛下在国外的事业、亲人、家庭，到国内重新创业，把毕生所学回报祖国、回报社会，我觉得已经是一种楷模了。
　　李嘉玉：首先我要澄清，我没有抛弃我的家人。我非常爱我的太太，我有一个男孩，他20岁，他非常的优秀，我也非常的爱他。事业上，我认为我在美国是做了一番事业，但是我认为我在中国的这番事业才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业，相比之下，尽管我刚开始不久，我们公司的人都说我是工作狂，我不这么认为，是因为我太热爱它，就像喜欢打麻将可以24小时打麻将，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所以可以全身心投入，真的是有一份热爱在里面。
　　海利：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您在事业和家庭上是怎么做取舍的呢？会不会有困扰呢？
　　李嘉玉：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包括家庭也不理解，朋友不理解的更多，认为这个抉择是一个吃亏的买卖。从经济上说会是这样，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公司所有的投资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我们公司内部的人知道我确实在经济上投入了很多，回报不可能马上就体现，是没有办法平衡在美国的那份收入和生活。但是这个问题看你如何去看，看你如何去认识你人生的价值。如果你喜欢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抛弃一些东西，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没有办法同时出现在纽约和北京。
　　海利：您这一代人接受过一些传统的思想，在昨天刚过完中秋佳节，您也没有和家人团员，也在出差，忙碌着您这份公益的事业。我觉得在时间上的取舍安排上对于您的家人来说牺牲还是蛮大的，最起码对于我们来说感触挺深的。
　　李嘉玉：我过节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孤独，过节公司同事下班，只有我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会感觉到失落。但是工作就是工作，因为你热爱，别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跟它争夺你的时间。如果你热爱一个事业就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企业家。我说自己是企业家有点自不量力，如果让我定义企业家，我认为疯狂热爱自己事业的人就应该是企业家。
　　海利：今天是作为个人的谈话，我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您在时间取舍上作出了牺牲，用什么方式来弥补对亲情、家人的愧疚，或者是对自己的一种弥补？
　　李嘉玉：老子说过，如果要想生存，就要把身体放在天下的角度去考虑。像家庭也是这样，你的这份爱不是说朝朝幕幕是一种爱。好在我的太太非常理解我，她知道强行把我留在她的身边，留在纽约，留在新泽西，只是留住了我这个人而已，不是我的灵魂。我的太太是习惯的，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也是这种态度对待工作的。我非常感激她这份理解和支持，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也许是我非常运气的一个方面。
　　海利：作为您个人，可以经常忙您的公益事业到深夜，自己的休息和娱乐时间很少，对自己有没有亏欠呢？
　　李嘉玉：我这个人多多少少有点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因为我的性格与我的出身和经历有关，我比较喜欢安静的环境，能够让我去思考，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我内心深处所追求的，也是我不适应北京环境的一个因素。我不适应北京的环境，北京的环境适合年轻人，充满活力，有拼搏精神。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安逸、更清新的环境去思考，通过另外的一种方式体现我的价值观，这种比较嘈杂的环境不是我所追求的。我不喜欢普通人所喜欢的旅游，我喜欢运动，我喜欢篮球、高尔夫，但是我仅仅是把它当做一种锻炼身体的手段，并不是我非常热爱那个运动。您可能说我不热爱生活，实际上不是这样，我热爱生命，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人区别于别的动物最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思想，如果他能够在思想上创造出不同的东西，那才真正的创造，身体仅仅是他思想的一个载体，如果过份的享受身体，对我来说会浪费我的思考的创造性。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思想写下来，把我的一些想法通过教育方式传播出去，正是因为我喜欢通过这种思想来创造。比如我很在意考察一些大家司空见惯的词汇，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人才，什么是教育，这些问题我会经常的问我的学生，甚至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问我的学生什么是四大皆空，哪四大。什么是六根不净中的六根，也没有人回答我，就更难说中国传统道教里面的“道”字，中国人都知道“道”，但是没有人给这个“道”做一个定义，也没有人给艺术这些词汇一个定义，但是这些却是我经常要思考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乐趣在里面。所以我不觉得亏欠自己，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我喜欢的内容是另外一种方式而已，享受生活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海利：您的娱乐休闲就在于您的做学问当中？
　　李嘉玉：要这么说太客气了，但确实我喜欢这种方式来生存。
　　海利：非常感谢李总在百忙之中安排一下午的时候来接受我们的拜访。有机会欢迎您到搜狐做客，再见！
　　李嘉玉：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