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称东瀛,唐代盛期,曾有大批的东瀛使者赴长安求学。1896年,当时的清朝政府派遣了13名留学生赴日本,从此揭开了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历史。100年后的今天,每年都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了这块陌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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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一位来自中国中山的女孩带着自己的追求只身也来到了这里。她叫朱碧珊,朱碧珊现在是大阪一所培训学院,朱友学院的院长,在日本地区林林总总的补习学校中,朱友外国语学院的名气可不小,然而,谁能想象它竟然是从一张桌子和一名学生开始起家的。1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四套《华人世界》栏目向观众讲述了她在日本的故事:
在日本,大阪是一个有着极强融合力的城市。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古城堡,至今还散发着历史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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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碧珊在日本的家,就在这条大河的附近,早上有空的时候,她和丈夫都喜欢到河边散散心。她现在是大阪一所语言学院——朱友学院的院长,她的语言学院就位于在大阪著名的“天神桥”商业六街的街口,拥有上下两层楼,大大小小共有22个课室,其中有20多名来自中国的老师在这里教授中文。
1990年,风华正茂的朱碧珊辞去了家乡的工作,只身到日本求学。回想起十几年前,她和当时很多出国打拼的人一样,唱着当时非常流行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首歌,从中国广东中山来到日本,但是没过多久,她就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奈。
“很精彩,(日本)当然是比较繁华的社会,什么都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学,学之不尽,很精彩。但是很无奈的就是无助,当时没什么朋友,很孤独。”朱碧珊说。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就真的是很无奈。”朱碧珊的丈夫王荆龙这样说,“因为你是在另外一个国家,而且在精神上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好像在别人的家里生活一样。”
来到大阪后,朱碧珊在一家语言学院学习日语,有一天在街道上,遇到了当时正在给路人画肖像的王荆龙,两人一见钟情,于是便携手同行,开始了在这个陌生国度里共同的人生历程。为了能够尽快地适应日本的生活,朱碧珊从语言学院毕业后,没有进入日本综合大学继续学业,而是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考入了一家保险公司。
朱碧珊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做这个工作,因为她很想做翻译,因为她既懂广东话、普通话,还懂日文,日本肯定需要翻译,但是读了两、三年的日文,是做不了翻译的工作的,在学校是练不出来的,通过保险和很多人接触,朱碧珊认为以此能得到提升。
进入了保险公司以后,朱碧珊才发现自己是这家公司唯一的一个中国人,那些日本同事投射在她身上的异样眼神,让她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但是也激起了她心中的民族自豪感,她借用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日本时的姓氏给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叫“中山•碧”。
她希望告诉所有的人,我来自中国——中山。
“当时是很少中国人的,差不多只有我是中国人,我不是代表朱碧珊,而好像是代表一个民族。”朱碧珊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中小企业纷纷将目光移向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粤语热在日本悄然兴起。一名日本人几经周折,结识了在保险公司打工的朱碧珊,让她帮助补习粤语。她欣然应允。就这样,朱碧珊开始了下班后在一张桌旁与一名学生的对话。不知不觉,周围的人都知道了有一位能教广东话的“老师”,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要求学习粤语的人挤满了斗室。人太多了,于是,学生自发租地方恭请“朱老师”前往讲课。
学粤语的人越来越多,补习班竟然形成了规模,朱碧珊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商机,她辞掉了已经做了5年的保险公司的工作,考取了教师的资格证书,在大阪著名的“天神桥”租了一间很小的房间作为教室,开始了一段极富挑战性的办学生涯。
朱碧珊给自己的培训学院,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朱友学院”。意思就是希望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都当作是自己的朋友。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朱碧珊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当时的心情很复杂,虽然保险有很高的薪酬,老师的前景我不知道。但那是我喜欢做的,所以我选择了办学校。当时只有一张桌子、几张凳、一个黑板,没有别的了,几本书,就那样开始了。”朱碧珊回忆说,“我辞了保险公司(的工作),接着我是没有收入的,但是学校是要给房租的,最辛苦是这段时间。当时没钱的时候,自己站在车站边上派传单,在半年的时间连自己的保险都要解约,用来发工资给老师,发工资给职员和交房租。”
面对种种困难,朱碧珊和丈夫分头行动,四处办中国水墨画展览,作古筝、 二胡以及太极拳的展示,从多个侧面来推广中国的文化,借此来扩大学院的声誉。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中日文化的不断融合,朱友学院从开始的广东话班,扩充到普通话、福建话、上海话以及英语、韩语等各种语言培训。
十几年的努力,并没有给朱碧珊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但是却让很多从中国来的老师,感受到那份故乡的熟悉。“外面才是日本,在我的学校里面是中国,有这样的感觉,我这里是非常轻松的,非常愉快的,整天都可以讲中文,觉得在这里就是在中国,在中山那样。”
“我的孩子以前对中国没有概念,不知道什么是中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学完以后他就知道了,我是中国人,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国人,中国是说这样的语言的,虽然很模糊,但他对中国已经有了概念。”华裔学生家长这样说。
“我孩子的中国朋友来家里玩,我的孩子只会讲日语,不会讲中文,那时他们只能靠肢体语言在一起玩,要是双方都能说对方的语言的话,就能玩得很开心了,孩子们喜欢学习中心,已经开始学了。”日本学生家长如是说。
“当初来日本是来学日语的,让自己没想到的是,现在竟然在日本教起了中文,而且是中文让自己在日本有了一席之地。“朱碧珊说:“最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她很满意现在的工作,虽然人在日本,但每天都能讲中文,每天都能见到自己的家乡人,心里还是十分高兴的。朱碧珊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如今事业如日中天的朱碧珊夫妇,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华文的推广交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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