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中小学生掀起海外留学高潮的背后

　　韩国中、小学生掀起海外留学高潮的背后，是该国众多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中、小学生掀起了早期海外留学高潮。低龄儿童出国留学，往往还要大人陪读，而且往往是母亲陪读，父亲则在国内拼命工作挣钱，维持妻儿们昂贵的海外学费和生活费。

　　留学低龄化严重

　　据韩国教育开发院公布的小学和初、高中生出国留学的数字：1998年1562人、2000年4397人、2002年11320人、2004年16446人。6年时间增加了10倍以上。其中，1998至2004年，小学生的出国留学人数由212人增加6276人，增加近30倍；初中生人数由473人增加到5568人，增加11倍；高中生人数由877人增加到4602人，增加了5倍。可见韩国留学的低龄化现象非常严重。

　　很多中小学生为了去海外留学，纷纷从本校退学或休学。如2001年，首尔地区有因留学移民而自行退学的初中生2468人，比一年前退学的1801人增加37%。

　　韩国中小学生早期留学目的地(以2004年为例)前五位国家为：美国5355人；加拿大1899人；新西兰1896人；中国1223人；澳大利亚655人。以英语国家为主。根据家庭经济情况不同，韩国早期留学生选择的国家也不一样。据韩国报纸报道，就在马来西亚都有数千名韩国中小学留学生，因为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国家中英语水平最高，离韩国近，且生活费用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中小学生在中国的留学状况。1992年中韩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极快，到中国来的韩国留学生数目激增。2005年，中国共有外国留学生11万名，其中有4.5万名是来自韩国的，占40%以上。而这并不包括低龄的中小学留学生。在北京不少市重点中学里，都有专招外国学生的国际部，其中又以韩国中学生为主。这些韩国学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著名的高校。据韩国最权威的报纸《朝鲜日报》报道，在2006年，北京大学录取的119名外国本科生中，其中92名是韩国学生。近几年欲考入中国名牌大学的韩国中小学生留学生队伍每年以25%的速度爆增。在北京望京、五道口一带韩国人聚居的社区，还出现了“应试补习班”、“高考抓题班”、“历届高考试题解答”等补习班。随着大量低龄留学生以及“陪读妈妈”的出现，这些地区的房价和房租也扶摇直上。

　　留学盛行的背后

　　韩国早期留学盛行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归纳为几点。

　　其一，韩国是个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国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局的统计，截至2005年9月底，在美国大学留学的韩国学生人数达86626人，占美国境内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3.5%，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印度(12.1%)，第三是中国(9.3%)。可是，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总数都是韩国的几十倍。

　　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或硕士生的母校是汉城大学。1999—2003年4年内，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1655位毕业于汉城大学，我国的北京大学有1153名，排在第三位。

　　其二，国外名校文凭身价高。韩国为了消除公费教育各学校之间的差距，推行“教育平均化”政策。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废除了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学生大多就近升学。但升入大学依然要考试。尽管目前韩国高中生有85%的人能进入大学，但要考上名牌大学，竞争仍然非常残酷。

　　在韩国，名牌大学的学历无异于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政府高级公务员、三星、现代、LG这些大公司的职员大都从排名前10位的大学的毕业生中选拔。能否进入名牌大学关系到学子们的前途。这样，学生的命运便全凭高考一锤定音。但是名牌大学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人人都考上名牌大学。因此，摆脱国内升学的残酷竞争，是韩国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一个重要理由。而在欧美常青藤大学取得了文凭，无论是在国外就业还是回国发展都能得到很多的机会，社会评价也很好。早期留学很大程度上，是韩国家庭为了回避“教育平均化”，让孩子从小得到优质教育机会的一个举措。

　　其三，韩国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对韩国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的失望。根据笔者观察，韩国的中小学教育制度、方式和内容与我国非常相似，其常见弊端为“填鸭式”教学、死记硬背式学习、题海战术式应考、分数挂帅选拔人才方式等等。中小学生普遍不堪重负。每天，学生除了要在学校上近10节课外，几乎百分之百会去校外补习班补课，自费接受私人教育。有的同时上英语、数学、音乐、围棋多个补习班。如果不去，家长就会担心自己孩子比别人孩子少学了东西，或缺少特长，高考时一定吃亏。这种私人教育费用昂贵。

　　这种教育体制下，学生患得患失，为分数而分数。普遍学习兴趣不高，每年高考后，自杀的都不少。与其花不少钱让孩子接受这种痛苦教育，而且教育内容也越来越不适应今后社会的发展，不如咬咬牙及早让孩子出国留学，接受更新的教育理念和内容，更早与全球化接轨，至少能学得一口流利的外语吧。

　　其四，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自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一直没有完全缓过气来，进入21世纪后，经济年均增长率不到4%，失业情况尤其是大学生失业情况异常严重。韩国政府公布的社会失业率是3.5%上下，而大学生失业率往往是8%—9%，接近10%。而韩国内对“海归”的重视远远高于国内毕业的大学生，这种教育投资回报率高，自然成了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一大动因。另外，许多留学国外取得丰硕成果的韩国科学家或企业家的事迹也对年轻的韩国学子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鼓励他们纷纷将目光盯准国外名校。

　　早期留学现象相对集中于大城市的富裕家庭，以首都的首尔地区尤甚，2004年全国早期留学人数16446人中的75%(12317名，其中小学和初中生为6089人)出自首尔地区。2005年，首尔地区仅小学和初中生出国留学人数就达7001人，比上年增加15%。

　　“大雁爸爸”负担沉重

　　孩子早期留学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都非常沉重。韩国有个团体2006年6月对首尔地区的98位“大雁爸爸”进行调查，结果，有27位(28%)“大雁爸爸”是教授，26人(27%)是企业家，大公司职员18人，医生14人，律师7人，公务员5人，宗教界人1人。几乎都是上流社会的精英。可见，“大雁家庭”不是普通家庭当得了的。他们的月收入，有31位(32%)达500万至7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42000元至58000元)，他们回答每月平均要给海外的妻儿们汇走300万至500万韩元。

　　根据各家经济状况的不同，有钱人可以随时出国与家人团聚，这样的“大雁爸爸”又被称作“雄鹰爸爸”；经济不那么宽裕的只能在机场上挥手送别妻儿，这样的“大雁爸爸”则被称作“企鹅爸爸”。不管是哪种类型，所有的“大雁爸爸”普遍感到经济压力大，有些人内心很苦闷。他们感到“与远在异国他乡的妻儿们的感情有疏远，孩子们留学也需要更多的钱”。笔者从韩国报纸就看到有两起“大雁爸爸”自杀或病死在家数日无人知晓的报道。想想当他的妻儿们从海外飞来奔丧时，真是情何以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