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是通过北京一家中介公司来到英国这所学校的。这所学校在英国属International school（国际学校），不在英国教育部所属学校名单之内。学校以海外学生为主，在学生的年龄、成绩等方面没有严格的要求。

　　据刘琳介绍，学校里50%以上是中国人（其中包括会讲一点普通话的香港人），其余的大部分是文莱人，马来西亚人等亚洲人和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学校的登记簿上好像有一个英国人，但没有人见到过她。上数学、英文课时10个学生中大约8个是中国学生。有一次刘琳坐学校的班车去超市，坐在她边上的一个文莱同学看着一车的中国同学对她说：“我觉得我好像在中国而不是在英国。”

　　这样的环境使刚下决心不换房间的刘琳开始有意识地和外国同学交往，然而她的这种行为意识却拉开了她与其他中国同学的距离，她陷入孤独中。

　　因为我们都是刚离开父母，又都住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觉得可解放了、自由了。我们学校有个台球室，一放学所有的中国同学都去打台球，我不喜欢台球，就站在边上看。大约到了八九点钟，才各自回宿舍做作业。我这样看了两个星期的台球，每天站在那儿，我心里都在想，我就这样下去吗？爸爸每天来电话问我英文有进步吗？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我开始有意识地和外国同学交往，不再去台球室，但这引来了中国同学的误会，她们疏远我，不理我。我当时心里特难受，我怀念我原来在北京的高中同学们，那时无论发生什么，同学之间都充满了理解。而且当时我和外国同学交往并不轻松，如果不是为了练英语，打死我都不会和外国同学在一起。

　　那所学校的宿舍和教室都在一个楼里，下了课穿睡衣的、拖鞋的、在楼道里大声喧哗，打打闹闹的，每天到夜里十一二点楼道才安静下来。早晨大部分学生一直睡到第一节课快开始了才匆匆起床，饭也不吃就直奔教室。3个星期过去，我始终找不到在学校的感觉，加上和中国同学紧张的关系，我既失望又沮丧。我就这样下去吗？我想到了转学。

　　我的一位北京亲戚是刘琳父亲的朋友，受刘琳父亲之托，我开始为刘琳找学校。首先我先生为她联系像Bromley High School for Girls这样比较好的学校，但学校的答复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No，理由之一以刘琳的水平能加入的班，她的年龄会比同班同学大一岁，这对其他同学不公平；之二学校无法为其补习英语。我又联系了几所学校，有一所愿意接受，但学校所在地的治安情况令人担忧，还有一所已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学生。最后妮妮的舅妈向我们推荐Farringtons。

　　我第一次到Farringtons正好赶上Lunch Time（午餐时间），低年级的学生到处乱跑，乱七八糟的给我的印象不太好。但当时我一心想转学，所以叔叔（我先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考虑Farringtons，我说Yes。

　　第二次去Farringtons我的感觉好多了。那天天气特别好，整个学校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特别美丽。一个高中部的英国同学带我参观了学校，这个女生的态度特别和蔼，我对她说我的英文不好，如果有问题可以问同学吗？她笑着说：“Sure（当然。）”我又问了她一些有关高中部的情况。接受完老师面试，离开学校时，我觉得我已经喜欢上这个学校了。

　　刘琳转学期间她的爸爸正好来英国出差，爸爸和女儿再次参观了Farringtons。一贯开明的爸爸对女儿说，你现在比我了解英国的学校，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尊重你的意见，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你已经没有时间再重新选择了。刘琳很慎重地对父亲说她已经考虑好了。从这位父亲慈爱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欣赏着女儿成长的目光。

　　从4月14日初来英国到6月27日与父亲同返中国，北京女孩刘琳经历了重新找学校、选择学校、转学这样一个对于一个学生来讲非常重大的转折。因为任何一次转学对于孩子来讲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我对刘琳的父亲说，刘琳真的非常勇敢，对于一个家庭条件优越的独生子女来说，能不畏环境的压力，挑战自我，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调整了学习环境，他这位父亲应该为女儿的果断和魄力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