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用了几个小时，把自己作了彻底的交代后，突然觉得死亡一点都不可怕了，似乎就和睡觉一样普通......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躺在急救室里，睁开眼睛想说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听到有护士说：“血压30、55”，我连吓一跳的力气也没有了。

　　鼻子很难受，原来插了氧气管，感觉不出空气有什么新鲜。身上有好几根电线，后来知道是心电监护仪什么的。护士用一支很粗的针管给我的右臂扎针，左手开始打点滴。几个小时后，我被转到监护病房。

　　金大夫来了，我有气无力地问他：“我会死吗？”

　　他友善地朝我笑笑：“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不会的！”

　　“我怎么了？”

　　“你的腰二椎压缩性骨折了。”

　　“严重吗？会瘫痪吗？”

　　“这个……”他迟疑了一下，“你能不能通知一下家属？”

　　通知家属！再无知的病人也知道这句话的严重性。最亲的人，只有我的母亲！父亲去世了，她依然未从痛苦中完全解脱出来。如果现在有人对她说：你的女儿出事了，可能会瘫痪！她如何能承受？不，坚决不能让她知道。

　　“我无法通知家属，”我对金大夫说，“有什么事，请如实告诉我！”

　　“我希望你最好还是叫家属来！”

　　“不可能，”我坚持，反问他，“我的脑子没出问题吧？”

　　“那倒没有！可是……”

　　“好了，有什么问题就对我说吧。除了我本人，没有人能对我负责！”

　　他说了一大堆专业用语，我大致明白了，好像就是第二节腰椎怎样断裂了，又似乎影响到了神经，还得继续观察治疗才能知道有没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等等。

　　大夫不让人在病房里陪护，我请席主编留一下，告诉他两个电话号，如果我出了意外，再打这两个电话，通知北京的朋友老石，上海的小舅舅。

　　病房里好像还有两个病人，我被浅蓝色的落地帘团团围着，看不见周围的情形。大夫要求我仰面躺着，不能动，如果实在受不了就叫护士帮我侧翻一会儿，但是必须保持身体笔直，而且至少得间隔两个小时以上。天哪，想象一下吧，这得多么难受！

　　我注视着吊瓶里一滴滴往下掉的药水，开始感到绝望，明天会怎样？后天呢？康复、残疾、瘫痪、还是死亡？我多么迫切地想知道啊！

　　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这点像我母亲。但遇到大事，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冷静和坚强往往占了上风，这一次也不例外。于是我作了个非常奇怪、但在当时似乎很应该的决定。平时，我的个人事务从来不同家里人说，现在得作一下交待了。

　　我艰难地用那只没打点滴的手摸到自己的背包，又摸出笔和一个小本子。这是多年来最痛苦的一次书写，我把本子放在胸口，慢慢挪过扎着针的左手固定住，费力地抬起脖子，开始书写。每写几个字，就要放下脑袋休息一会儿。

　　我写下了遗嘱：把自己在上海的房子留给母亲，中保人寿几份保单总共能得到几十万死亡保险金，也留给她养老用；银行卡的密码写了下来，卡里的钱给我的大表弟，他的爸爸——我的大舅舅下岗了，里面还有几万元钱留给他上大学；台机送给小表弟，笔记本电脑给大表弟；首饰和表由我妈负责分给家里的女性，化妆品和衣服都送给表妹；我收藏的一幅还算不错的国画、最珍爱的万宝龙纪念笔以及其他一些珍藏的东西留给我的男朋友作纪念；我的几千册书籍和一些洋酒送给青梅竹马的好朋友Stephen。日记本和信件要烧毁、葬礼要从简、墓地要离父亲近一点……

　　当我用了几个小时，把自己作了彻底的交代后，突然觉得死亡一点都不可怕了，似乎就和睡觉一样普通。这时候，我不想同任何人联系，我在等待。

　　我想起六、七年前认识的陆幼青大哥，当时他还在一家保健品公司当经理。那时候身体看上去好棒，谁也想不到后来得了癌症，并在人生最后时刻写下了《死亡日记》。生命是那样地脆弱和无常，随时都有失去的可能，可是我，连写《死亡日记》的机会大概都不会有了。

　　我这才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的遗憾：真希望自己经历过一次隆重的婚礼，生过一个小孩，认认真真写过一本书，最好能和一个相爱的人慢慢到老……恐怕一切都来不及了，上帝啊，再给我一点时间吧，求你了！

　　如果你有什么愿望想要实现，千万别等待，马上去做吧，毫不犹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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