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美国的最新调查显示，至少三成在美华人由于教育程度低、语言不通以及无心参政而成为当地社会的弱势群体

　　本报记者　季敏华　广州报道

　　“国内亲戚朋友的想法总是这样，你去美国能够给家里寄10块钱，那你自己肯定留了90块钱。他们哪里知道，可能你这寄回家的10块钱也是找别人借的。”

　　今年1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推动移民政策改革法案，让非法劳工能够取得合法身份。该法案一旦获国会通过，目前美国境内的1000多万非法移民经雇主证明申报后，就可取得合法身份，并有可能以三年为期在美国工作。

　　消息显示，这项法案在美国华裔社区受到欢迎。新政策给上百万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带来一种不确定的希望，但它能否改变华人的艰难命运？

　　去年12月3日，一份针对曼哈顿唐人街的调查报告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在美华人的日子并非国内公众想像的那样。

　　廖友娣的工伤赔偿

　　她很想拿了这笔钱回国看看家人，但现在“连买机票的钱也没有”。

　　“在出工伤后的6年里，我一分赔偿金都没有收到。”62岁的廖友娣说。

　　1991年，廖友娣从广东佛山移民美国。她和家人住在纽约布鲁克林一间出租屋的地下室里，月租是900美元。1997年7月4日，在一家名为Ｒｕｂｙ　Ｔｏｐ　Ｉｎｃ的衣厂里，廖一头撞在地板上，中风使她右半身瘫痪，医疗记录上写明她是因工受伤。6年来，她再也无法工作，美国政府每月提供的三四百元残障救济金成为仅有的生活来源。

　　廖友娣说，这点救济金是出事半年以后才申请到的，在此之前她挣扎着蹒跚在布鲁克林各区，以收集铝罐维生。

　　“那年天气很热，没有冷气，房间里的空气又不好，所以累倒了。”廖回想起自己的中风依然感伤。当时她每天工作至少14小时，每周上班7天。

　　医生证实，廖友娣的跌倒中风源于工作疲劳过度，当时，保险公司拒绝了廖的工伤赔偿，这演变成一场官司。

　　“两年前，法院判我赢了。保险公司要赔我两万五千美元，但这笔钱至今没有兑现。”廖说她很想拿了这笔钱回国看看家人，但现在 “连买机票的钱也没有”。

　　事实上，廖友娣的境遇不能算最糟糕的，那些没有身份的非法华人移民甚至不能得到任何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

　　“像我这样出工伤的人很多啊，很多人都没有赔偿。”廖友娣说。

　　生存压力与疾病威胁

　　华裔工人平均每个星期要工作90个小时却拿法定最低工资，而且没有加班费。一年只有半天休假时间，没有任何节日

　　创建于1965年的华策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鄄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是目前全美最大的亚裔服务机构之一，在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和皇后区设有23个办公地点，平均每天为6000人服务。

　　该组织的Ｄａｖｉｄ　Ｃｈｅｎ在去年12月29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纽约唐人街因为人多，住房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房子又贵又差，常常是一家四五口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这样的房子冬天没有暖气，热水也不够。最差的情况是一个房间轮流给两批人睡，早上给上夜班的人睡，晚上给上早班的人睡。床铺的价格通常为一个月100到200美元。”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ｅｎ说：“我每天都要接待五六十个华人求助。有些是要求帮助他们读英语信件，有些是家里冷暖气出问题，有些是家里小孩需要托管，甚至有些是家庭矛盾。华策会门口每天都会有不少人在等待帮助。”

　　非政府组织美国华人职工会从1979年起致力于维护华工利益，其负责人林崧本月6日在深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华裔工人平均每个星期要工作90个小时却拿法定最低工资，而且没有加班费。一年只有半天休假时间，没有任何节日。每个星期工作110个小时、甚至140个小时的人也都有。”

　　林崧说，华裔工人通常在餐馆和衣厂工作，周薪目前只有200到300美元，甚至有的衣厂只给150美元。

　　“没有合法身份的华人在美国最怕生病，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如果生病，只能去唐人街的中药店买一些药吃，或者回国治病。很多人就这样病死了，或者死在回国的路上。”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曾先生告诉本报记者。

　　亚美联盟（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数据经理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ｎ印证了曾先生的话：“医疗费用超乎想像的昂贵。对于贫困的华人而言，通常他们生病不会去医院看，他们会一直坚持工作。当他们不得不去医院时，一切已经太晚。”

　　打破想像的调查结果

　　“如果说在美华人有一半处于贫困状态，这样的结果并不让我觉得惊奇。”

　　“纽约华埠居民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接近60％的25岁以上成人居民没有受过完整的高中教育，因此在生存发展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

　　这是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去年12月3日，亚美联盟发布此篇名为《曼哈顿唐人街居住调查》的报告，以纽约华埠为例披露了华人在美生活的普遍状况。

　　该调查的数据来自1990年和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其统计显示，三分之一的曼哈顿华埠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远高于全市21％的比例；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更达到了40％，同样远高于全市儿童32％的比例；老年居民中有3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全市的水平只有19％。

　　据调查，曼哈顿华埠45％的家庭年收入低于两万美元，而这类家庭在整个曼哈顿只占25％；而华埠的纯亚裔家庭中年收入低于两万美元的近乎达到一半，这类家庭占该华埠亚裔家庭的36％。在教育方面，近60％的华埠成人（25岁以上）居民没有高中文凭，比全纽约市28％的水平高出一半还多。

　　此外，42％的华埠居民只能说有限的英语或根本不懂英语，远高于全市26％的水平。这个调查的结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内很多人对移民美国的美好想像。

　　“国内亲戚朋友的想法总是这样，你去美国能够给家里寄10块钱，那你自己肯定留了90块钱。他们哪里知道，可能你这寄回家的10块钱也是找别人借的。”林崧说。

　　“目前纽约市华人人口是374321人，其中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有81410人。” 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ｎ介绍，在纽约，华人群体的贫富差别很明显。“24745个华人家庭（占21％）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而34514个华人家庭（占30％）年收入不到2万美元。”

　　“如果说在美华人有一半处于贫困状态，这样的结果并不让我觉得惊奇。”　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ｎ说。

　　谁令他们落入困境

　　没有合法的身份，没有教育背景，工人们不得不忍受低工资和长时间的工作。

　　　“如果一个华人的英语不错，他的生活往往就不会贫困。”

　　在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ｎ看来，英语水平决定了华人进入不同的阶层。影响华人生存的另两个条件是：他们如何来到美国、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如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多是新移民，他们的教育水平连9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中三年级）都不到。”

　　华人职工会的负责人林崧反对“语言能力低和态度不积极导致华人弱势”的看法，他将之归咎于政府的不作为和法律的无效。

　　“工人们并不是不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去投诉，但是政府部门不理他们。”林崧说，“我们还遇到这样的事情：工人到劳工局去投诉，但劳工局的人反而叫工人来找我们这个非政府组织。”

　　 林崧认为，美国1986年移民法案中设立的雇主制裁条款（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是造成华人生存问题的又一诱因。这条法律规定，雇主不得雇佣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否则会被处以重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但事实上这条法律增加了商业老板对工人的控制权，老板们以此威胁工人们不要投诉闹事，否则向政府报告他们是非法移民。于是，工人们不得不忍受低工资和长时间的工作。”

　　“很多工人以为，只要自己拼命工作，就会挣更多钱。但事实并非如此。”林崧说，长时间工作的结果是加剧竞争，工人的单件报酬降低，最后导致收入反而减少。

　　“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同时，要追究华人老板和服装大企业的责任。”林崧指出，华人衣厂的订单都是美国一些大企业给的，这些大企业也不断压低价格。

　　“必须喊出来”

　　“美国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工厂里叫得最响的机器才最有可能被加到油。必须要让政府听到你的声音，它才可能顾及你”

　　“中国传统很看重‘忍’这个字，但是，这在美国却是一个大缺点。如果你保持安静，政府就看不到问题，就不会理睬你。如果问题存在，在美国就必须喊出来才能有人听见，才会有人帮助你。”Ａｎｄｒｅｗ　Ｙａｎ说，现在，一些华人机构就通过“喊出来”向美国政府施加影响，以此谋求华人社区现状的改变。

　　“华人不关心参政和争取群体利益是因为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再去想这些事情。他们现在连生存的问题也没解决，饭也没有吃饱，怎么会管这些事？”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ｅｎ则认为，部分华人境况的改善尚需时日，“只有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空余时间才可能去关心那些事。”

　　“第一代移民总是比较艰辛，只有到第二代和第三代才开始认同美国，情况才有所好转。”Ｄａｖｉｄ　Ｃｈｅｎ说。

　　　这种期望离现实的距离还很遥远。

　　去年11月，广东省侨办赴美访问团拜会旧金山市估值官邓式美女士。邓是旧金山市政府、议会中仅有的两位华人高官之一。

　　她谈及12月6日举行的旧金山市长选举时指出，旧金山华人占当地人口比例为25%－28％，参与选举投票的却只有12％，虽然相对前些年这个比例已经在提升，但仍显示出本地华人的参政意识不够强。

　　邓式美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是本地华人还有许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和自己参与政治的作用，不明白参加投票选举是对社区、自己的生活、权益保障非常有益的事。

　　“积极参政绝对必要。美国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工厂里叫得最响的机器才最有可能被加到油。必须要让政府听到你的声音，它才可能顾及你。”Ｄａｖｉｄ　Ｃｈｅｎ说。